十、向毛澤東學知人善任

用人之術

毛澤東所說的“術”，主要不是指權術，而是指用人的方法和策略，是“善任”的意思。首先是用人之長、人盡其才。所謂“用干部”，“就是用他的長處，使他的長處得到發展，短處得到克服”，“發揮長處是克服短處的最好辦法”。清朝詩人顧嗣協的一首詩表達的就是這一點：“駿馬能歷險，犁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舍長以就短，智者難為謀。生材貴適用，慎勿多苛求。”也就是說，任用人才，要揚長避短。

中國炮兵部隊的奠基人之一朱瑞，1945年6月，中央曾任命他擔任軍委副總參謀長，但他卻找到毛澤東，要求去從事炮兵建設工作，理由是他在蘇聯炮兵學校學習過，對炮兵比較熟悉。毛澤東非常看中他在炮兵建設上的能力，且贊賞他不計較個人權位的品德，於是任命他為延安炮兵學校的代理校長。日本投降以后，朱瑞率領炮兵學校遷往東北。經過他的積極努力，東北部隊不久即組建了10個炮兵團、6個炮兵營和20多個獨立炮兵連，這些部隊在歷次大的戰斗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朱瑞被任命為東北軍區炮兵司令員。1948年，東北炮兵已發展到16個團，且擁有4700余門火炮，為遼沈戰役的勝利立下了大功。與此同時，朱瑞領導的炮校也給其他軍區輸送了幾百名干部，為全軍的炮兵建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從而使炮兵成為黨的軍隊的一個重要兵種。

毛澤東用人之長的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對劉伯承的改任。1950年初，中央軍委決定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此時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職務的劉伯承聞訊后給毛澤東寫信，請求辭去現職，去主持學院工作。毛澤東很快復信表示同意，因為他是了解劉伯承的軍事教育才能的。劉伯承曾在蘇聯高級步兵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他一向主張“治軍必先治校”，在他率領的部隊中，經常辦有輪訓隊、隨營學校和軍政學校。在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他還擔任過中央紅軍學校校長、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所以，讓他擔任軍事學院院長一職再合適不過了。劉伯承在這一職位上干了七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新型的軍事干部，推動了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和正規化。

用干部，毛澤東不主張求全責備，他說：“一個人，才有長有短，性情習慣有惡點亦有善點，不可執一而棄其一。”特別是對那些犯錯的人，不能隻看到他的錯，而要使他知錯大為。一代名將許世友戰功卓著，但也有明顯的缺點，性格剛烈、脾氣暴躁。他當年試圖帶人出逃反被毛澤東重用的故事，被演繹得精彩離奇。據其身邊的工作人員求証，實際情況是：作為紅四方面軍的重要將領，當時他的確想不通為什麼下死力氣整張國燾，他認為老張就算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要不怎麼四方面軍還會有8萬多人？后來，他在會場上說了自己的這個看法，立刻遭到痛打。林彪、蕭華還說要槍斃他，謝富治是老戰友了，居然聽了林彪的話，把槍拔了出來。許世友氣得大罵：“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學梁山好漢，落草為寇去！”就是這句話后來被以訛傳訛地演繹為許帶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毛澤東知道后，親自去看許世友，和他談了3個小時。這個過程許世友始終沒有正面說過，他就是說：“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張強，我覺得跟著他干，能行，彎子就轉過來了。”毛澤東從許世友那裡出來，說：“以后，誰也不許再難為世友同志，認識錯誤都要一個過程。”再以后，許世友被委以重任。該書還提到，這是毛澤東和許世友相知的開始。此后的故事更體現了毛澤東對許世友別樣的任用：1964年，毛澤東問過許世友：如果有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怎麼辦？許世友回答：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干他個驢X的！不論他是誰！毛澤東大為滿意，說許世友黨性強，還和他一起回憶了當年延安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對黨內高級干部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許世友回答：“我就帶兵進京勤王。”公開以后，把“勤王”兩個字去掉了。毛澤東很高興，說你許世友的屁股始終是坐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再有能力的人也不能保証做每一件事都成功，尤其在戰爭年代，勝敗乃兵家常事。對此，毛澤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用干部不以成敗論英雄。1937年盛夏，原紅軍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歷盡千辛萬苦回到了延安。當時，一些人埋怨他把幾萬人馬給搞光了，一個光杆司令還回來干什麼？然而，毛澤東對徐向前不但沒有責備，反而安慰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了雞何愁沒蛋呢？”徐向前作為一位杰出將領，曾屢屢立下戰功。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隻要將帥在，隊伍自然還會有的，毛澤東深諳此道。后來，他派徐向前奔赴抗日前線，重擔大任。恰如毛澤東所說，徐向前率領的部隊在華北艱難的環境下不斷發展壯大。到內戰時期，他領導下的地方部隊6萬余人全部轉變為主力部隊，僅僅一月之內，就消滅了閻錫山的精銳部隊10萬人。試想如果當年不是毛澤東正確的對待，自然不會有如此的戰果。

可見，“善任”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善於幫助和任用那些犯過錯誤的人。毛澤東曾花相當篇幅論述這一點：“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隻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因為“對於革命來說，總是多一點人好。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隻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作為領導者，可貴之處就在於“使人改過”或“教人改過”。

毛澤東還借古代的吏治故事多次表達過這一點。據《智囊》卷三記載，西漢成帝時，武官出身的朱博做了翼州刺史。一次外出巡視，地方官吏和老百姓數百人攔道告狀。一位老從事將情況告訴朱博，請他滯留該縣處理。朱博心中明白這位從事是要探試自己的處事能力，便讓他明文告示：想告縣級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裡去告，本刺史不直接監察這一級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級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視回到治所再來告﹔其他那些打官司舉盜賊的事情，則到各個相應衙門去反映。告示一出，四五百人頃刻散去。誰都沒有想到朱博應變能力這樣強。朱博后來調查發現，果然是那名老從事唆使百姓聚眾攔道，遂“殺此吏”。毛澤東讀后批注：“此吏亦可不殺，教以改過，調改他職可也。”

該書還記載了朱博的另一件事。長陵大姓中有個人叫尚方禁，年輕時盜人妻被砍傷面頰。官府功曹受了賄賂，不僅沒有革除尚方禁，反調他作守尉。朱博聽到此事，召見尚方禁，故意問他臉上的傷疤是怎麼來的。尚自知朱博已知實情，連忙叩頭據實稟報。朱博笑道：“我想為你洗雪恥辱，你願意為我效力嗎？”尚驚喜道：“萬死不辭。”於是，朱博讓他作耳目。這樣，尚方禁經常破獲盜劫等犯罪活動，很見成效，后升至縣令。后來，朱博又召見那位功曹，一一列舉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責，令他將自己受賄之事全部寫下來。功曹惶恐萬狀，詳記所有為奸為貪為賊之事。朱博也要他改過自新，然后拔刀將他所寫罪狀裁成紙屑。這位功曹從此以后戰戰兢兢、盡心盡力，辦事再不敢有任何差錯。毛澤東讀到這裡，批注曰“使人改過自效”。

據史書記載，三國時蜀國重臣法正很有才干，直言善諫，但有個毛病，常常義氣用事，並計較個人恩怨。有人建議諸葛亮奏報劉備，“抑其威福”。然而，諸葛亮則從大局出發，認為法正恰如羽翼一樣輔佐劉備，不必因小過而束縛其施展才干。毛澤東在《資治通鑒》中讀到此事，批注說：“觀人觀大節，略小故。”其實，延安時期，毛澤東還向蕭軍說過類似的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是自然的道理，領導者必須深刻地懂得這一點。1975年，毛澤東再次批示強調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

從毛澤東的這些批注，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澤東的用人方法，這裡確實有點“術”的味道，當然，這是在深知人性基礎上的“術”。1963年10月，毛澤東在天津與中共中央華北局和省市負責人談話時還講道：“人是可以覺悟的。陳平是貪污犯，漢高祖給他錢，他不記賬。后來做了宰相，除呂保劉。可見人有錯誤是可以改的，除罪大惡極、血債嚴重、群眾不答應的以外，貪污這一條，能改的還可以使用。”當然，錯誤是有限度的，像黃克功那樣的殺人，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貪污，毛澤東還是“揮淚斬馬謖”。其實，這是用干部的另一面，殺一儆百。

毛澤東在“善任”方面的高明之處，還在於善於任用那些有“污點”或“惡點”的人，從而使之改過自新。井岡山斗爭初期，軍隊人數不多，加上戰斗頻繁、傷亡較大，而兵源又難於補充。為此，部隊在征兵時，常常吸收一些俘虜充實隊伍。這些俘虜在原來軍隊裡沾染了不少惡習，吃喝嫖賭樣樣都干，還有不少人抽大煙。當時，許多工農出身的戰士對這部分人很反感。但毛澤東沒有輕易放棄他們，而是對他們進行教育、幫助、改造，引導他們按紅軍的規矩辦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還充分利用他們抽大煙的“特長”，把這些人編成一個偵察隊，讓他們化裝成煙客深入敵佔區的煙館搜集情報。后來，這些人大都被改造成了合格的紅軍戰士。把舊人改造成新人，這是毛澤東用人的神奇之處。

新中國成立初期，貴州的匪患很嚴重。其中有一個布依族女匪首程蓮珍，武功高強、身手敏捷、槍法奇准，長期為患一方。后來，經過貴州省軍區努力，終於將其擒獲。按其罪責，應當嚴懲。當省軍區把此事上報到中央時，毛澤東竟下令放了她。顯然，毛澤東的考慮更全面：當時剿匪雖然已接近尾聲，但情況仍然十分復雜，特別是土匪問題與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程蓮珍經過說服教育后，果然洗心革面，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勸說了22名匪徒向政府投降。有幾個號稱“八大金剛”的匪首，特別凶狠狡猾，拒不投降，程蓮珍動員他們家屬去勸降多次未果，於是她帶著部隊進山將他們一一擊斃。化惡為善，善莫大焉！如果這也叫作“術”，則領導者要學，特別是面臨復雜的社會形勢的時候。

美國企業家查雪爾曾說：“授權，是一個事業的成功之途。它使每個人感到受重視、被信任，進而使他們有責任心、有參與感，這樣，整個團體同心合作，人人都能發揮所長，組織也才有新鮮的活力，事業方能蒸蒸日上。”毛澤東“用干部”就非常善於授權，“用則不疑，疑則不用”，即注重發揮下屬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戰爭年代，他給前方將領的電報和指示，很多都寫有“請酌辦”、“望機斷行之”、“請將你們意見電告”、“請按實情決定”、“望酌情機斷行之”等語，甚至專門囑咐“臨機處置，不要請示”。即使對於林彪在遼沈戰役中開始不打錦州而打長春的錯誤主張，毛澤東也一方面進行說服，一方面又令示“如有意見請速電告，否則即照此執行”，甚至說“你們如不同意這些指示，則望你們提出反駁”。淮海戰役中，毛澤東也曾電示總前委：“情況緊急時機，一切由劉鄧臨時處治，不要請示。”

這恰恰與蔣介石在戰役指揮時的電令形成鮮明的對照，他下達的電文裡充滿了“務必”、“限於”、“特令”等嚴厲詞句，甚至常常強調“倘有延誤，決按軍律從嚴懲處，不稍寬待”。古人雲，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戰場上形勢瞬息萬變，隻有前線指揮最熟悉，需要臨場發揮，當機立斷。如果對第一線的將領規定過死，勢必束縛他的手腳，不敢負責，造成貽誤戰機。蔣介石雖然為軍事科班出身，其屬下也戰將雲集，但在具體的戰役指揮上，他卻總是疑心重重，不善於“授權”，反而橫加干預，這不能不說是他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唐朝的陳子昂曾提出“用人四忌”，即“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毛澤東與蔣介石可以說是這“四忌”的兩個相反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