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毛澤東學知人善任

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裡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隻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於中國，才能最后戰勝敵人。”為此，他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把“用干部”作為領導者的兩大責任之一。1967年6月7日，他向人談到，漢高祖劉邦得天下，原因之一就在於用人得當。毛澤東還稱贊過唐朝的武則天，說“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其實，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個人對“用干部”的總結，他本人正是這樣做的，從而才使他成為知人善任的能手。

識人之智

千裡馬常有，但伯樂不常有。領導干部要善於做伯樂，發現人才。唐太宗曾感嘆，“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任何時候，以中國之大，賢才並不缺，就看治國者或當政者是否具有慧眼。古人雲：亂世出英雄，何以如此呢？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太平之世，往往庸人當道，英才淹沒於眾而不顯。三國時，如果不是戰亂，劉備也不會三顧茅廬。

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亂治交織，人才的標准也與古代大為不同。因此，他看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眼光。“識人之智”，其實就是毛澤東說的“善於識別干部”。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詩句，來說明識人之難。怎樣才能“識別干部”呢？在他看來，一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即要對干部所生活的社會關系、社會經歷和工作表現作全面歷史的分析，而不能以點掩面、以偏概全。二是在實踐中識別和考察干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三是依靠群眾。他多次講道，識別和考察干部必須走群眾路線。干部好還是不好，有何特長和能力，群眾最有發言權。在江西斗爭時期，毛澤東對羅榮桓的選用集中體現了這三點。

1930年，林彪被任命為紅四軍軍長，但軍政委一職讓誰擔任令毛澤東頗費腦筋。因為林彪這個人性格有點古怪，平時少言寡語，別人很難與他交流和共事，自他擔任28團團長以來，同歷屆黨代表的關系都不好。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最后選中了紅四軍第二縱隊的黨代表羅榮桓，“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而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己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干部”。井岡山斗爭時，毛澤東就發現了他許多可貴的品質：凡是要求戰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時沖鋒在前，退卻時掩護在后﹔行軍時為病號扛槍，宿營時下班查鋪。羅榮桓上任后果然不負所望，把紅四軍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即使林彪對他也無可挑剔。正是由於毛澤東的重用，羅榮桓后來在軍隊政治工作方面成就卓著，從而使他成為唯一的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元帥。他去世后，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七律詩，即《吊羅榮桓同志》，其中有：“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充分表達了對他的深情和倚重。

反映毛澤東“識人之智”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他對粟裕的發現和重用。抗日戰爭時，粟裕卓越的軍事才能已為毛澤東覺察。1945年9月，他被任命為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兼華中野戰軍司令員。內戰爆發后，他率部以3萬人迎戰國民黨軍12萬人的進攻，七戰七捷。后來華中野戰軍與粟裕的老上級陳毅指揮的山東野戰軍會合，這就產生了如何行使軍事指揮權的問題。1946年10月15日，毛澤東電令：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裕負責。當陳毅將第一個戰役方案報軍委時，毛澤東還專門去電詢問此案是否和粟裕研究過，可見他對粟裕不同尋常的重視和信任。后來粟裕具體組織指揮了宿北、魯南、萊蕪戰役，均獲大勝，其中萊蕪戰役創造了3天之內殲敵7萬余人的紀錄，陳毅稱贊粟裕的指揮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劉鄧大軍挺進中原后，中共中央根據戰略形勢決定，從中原戰場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以調動中原戰場上的國民黨主力部隊，把戰爭進一步引向敵人的大后方。然而，粟裕經過研究認為，此舉不一定能達到吸引敵軍的目的，反而減少了中原地區的作戰力量，不如集中兵力於中原地區，大量殲滅敵人，從而改變整個戰局。為此，他三次致電直陳中央。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軍委發出“子養電”﹔1月31日，又發出一份長達2000字的電報，重申“子養電”的看法﹔4月18日，再次“斗膽直陳”。當然，在不斷陳情自己看法的過程中，他也表示做好南下的准備，等待中央的進一步命令。毛澤東對粟裕的不同意見非常重視，通知他到中央直接匯報，最后決定採納他的建議。后來，戰爭的實際進程恰如粟裕所料。如果不是毛澤東獨具慧眼，一下子看出了粟裕的軍事才能，至少中原戰場不會那麼順利。

如何識人或知人？毛澤東重“才”更重“德”，尤其強調“德才兼備”。德，即政治覺悟、道德品質和思想作風，不同時代賦予德的內容不盡相同。在毛澤東看來，“德”是統帥，是靈魂，是管政治方向和政治觀點的。他曾提出六條“賢才”的標准，即“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不難發現，其中，隻有一條是“才”，其余都屬於“德”的范疇，就是說，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為主。對此，陳雲后來作了進一步發揮：德才兼備，以德為主。鄧小平也多次指出：“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這集中體現了共產黨的用人觀。

不過，重“德”但不能輕“才”。毛澤東曾說：“一定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但是，專搞政治，不懂技術，不懂業務，也不行。”后來，毛澤東稱之為“又紅又專”，“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意思是說，好的干部是紅與專的統一體，缺一不可。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進一步指出：“‘紅’就是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專’就是學習和掌握現代化建設的專業知識，成為本職工作的內行和能手。專不等於紅，但紅必須專。”顯然，那些隻善於政治表現、做表面文章的人不是黨的好干部。只是現實的政治生活中，一些會喊會叫的人往往因“聽話”而受重用﹔相反，那些真正有才的碩學之士，並不是不“紅”，卻往往因不善於或不願於“表現”，而被認為“清高”，或拒之千裡，或備受冷落。所以，領導者對“紅”一定要有深刻的認識，特別是要警惕那些“抬轎子”的人﹔同時，要善於發現有操守之人，不惜登門求賢，“專”者的“紅”能不能表現出來，往往緣於是否能得到領導者的“知遇”。

毛澤東是識別“紅與專”的高手。比如，抗戰時期他對文藝工作者塞克的發現和任用。塞克是著名的歌詞作者，《救國軍歌》、《二月裡來》等當時廣為流傳的歌曲，其歌詞都是他創作的。但他性格直率、倔強，甚至有點孤傲。1938年底到達延安，毛澤東曾親自去看望他。后來，毛澤東邀請一部分黨外文藝工作者談話，塞克即是其中之一。不料起初竟遭到塞克的拒絕，他的理由是毛澤東住處有崗哨，不願前往。毛澤東完全可以不予理會，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下令撤去了塞克必經之路上的所有崗哨，從而使塞克欣然赴會。1941年秋，延安成立青年藝術劇院，塞克還被委任為院長。在那時的所有文藝團體領導中，隻有塞克屬於非黨員。某一天，塞克召開一次演出總結大會，結果一個人也沒有到場，原來大家都參加黨的支部大會去了。塞克得知后，趕到支部大會的會場，要求旁聽，遭到拒絕，結果與主持會議的負責人馮文彬差點打起來。事后，塞克寫信給毛澤東予以責問：“黨的負責人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我要不要工作？這樣子我怎麼工作？”毛澤東看了信，馬上約塞克來談心。等塞克發完牢騷之后，他不無安慰地風趣地說：“是呀，哪有隊伍被別人拉走了，司令員還不知道的事呢？我本來就跟凱豐說過：青年藝術劇院的黨要公開。”此后不久，青年劇院的共產黨員身份都公開了，結果塞克發現，全院一百多人，除了三人外，都是共產黨員，沒想到自己這個非黨分子卻做了一院之長，如此知遇，再有性子，豈能不“紅”、不圖報呢？1943年春，由毛澤東提議，經中共中央批准，塞克作為唯一的一名非黨干部，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引用龔自珍的“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顯然，其中也包括看人識人同樣要“不拘一格”。這則故事說明，面對桀驁不馴的“專”才，領導者不妨由著他一些。

“識人之智”在毛澤東那裡還表現為對於優秀年輕人的發現和破格重用。林彪被任命為紅四軍軍長時，隻有23歲。據說，井岡山時期，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毛澤東一眼就看上了林彪。他與陳毅三過井岡山，突然樹林裡邊傳來一個聲音，有一個瘦弱的青年在講話：“我們共產黨有槍也有人，將來就可以有天下。”毛澤東問這個人是誰，陳毅告訴他是林彪。領導者對人才要有敏感性，很多時候，很多情況下，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眼光。顯然，毛澤東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銳的。再比如，當年不到30歲的吳亮平、艾思奇、田家英等，都被毛澤東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