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向毛澤東學知人善任

容人之量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俗話說，有多大肚量，成就多大事業。毛澤東能夠使中國“舊貌換新顏”，與他非凡的“容人之量”不無關系。他明確提出“用干部”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小圈子。例如，對於犯過“左”傾錯誤的王明等人，在黨的七大上很多人都不主張再選他們為中央委員。可是毛澤東仍然提議把他們選進中央委員會。在他看來，過去中央對陳獨秀、李立三的處理是不妥的，后果是不好的。經過他做工作，王明選上了中央委員，但是王稼祥沒有被選上。得知這一消息后，毛澤東非常吃驚。王稼祥與王明、博古等人同屬留蘇學生群體，在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他是否當選，關系到能否很好地團結來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門的同志以及有過意見分歧甚至沖突的同志。

為此，毛澤東向全體代表專門作了《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其中關於王稼祥落選的問題，講得最多，也最著力。他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接著一件一件地列舉了他的功勞，還特別提到了他在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毛澤東非常肯定地指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証明這一點。”結果，王稼祥以第二高票當選。后來毛澤東曾說，如果他們選不上，大家心中都會不安的，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大都是讓毛澤東吃過苦頭的，而在毛澤東掌握領導權以后，仍能夠從大局出發、不計前嫌，足見“容人之量”。

毛澤東常說在用人問題上反對山頭主義，同時在實際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顧到山頭。比如，對於來自不同根據地的、不同方面軍的、不同部門的以及不同工作區域的干部，在任用時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獨大，並強調要正確處理“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關系，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關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關系”，還要“善於和非黨干部共事”。能不能處理好這些關系，關鍵就在於是否從黨的事業出發，有“容人之量”。

在他看來，“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而中國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他一再強調，所有干部都是“一個父母生的”，是黨的財富，不要分彼此﹔隻要是願意為革命事業出力的人，不管他來自什麼地方，不管他是什麼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與自己意見不一致的人，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都要能夠不記前仇，捐棄前嫌，團結任用。他十分警惕舊官場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敗現象，多次告訴秘書：我們共產黨的章法，決不能像蔣介石他們一樣搞裙帶關系，一個人當了官，沾親帶故的人都可以升官發財。如果那樣下去，就會脫離群眾，就會和蔣介石一樣早晚要垮台。為此他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凡是要求到北京來看我的，現在一律不准來，來了也不見。凡是要求我給安排什麼工作的，一律謝絕，我這裡不介紹、不推薦、不說話、不寫信。”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重人情重血緣關系傳統的國度，能夠用人不分親疏，隻問賢愚，著實不易。

這一點蔣介石就做得不好，反而借重古代的江湖做法。比如他與馮玉祥、張學良等很多黨政要人都拜過把子，結為所謂的“金蘭之好”。但到頭來，仍不免分崩離析。再如，他是依靠“黃埔系”起家的。從國民黨授銜的將領來看，主要來自“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黃埔系”。抗戰勝利后，“黃埔系”勢力達到了頂峰。此外，蔣介石用人還講究同鄉淵源。“浙江幫”橫亙整個國民黨權力系統。軍事系統有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掌握了國民黨武器最先進的軍隊﹔特務系統有戴笠、毛人鳳，整個特務系統簡直就是浙江人的天下﹔黨務系統有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古代雖有“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的說法，但是在經過五四反封建的中國，這已失去了號召力，而反映現代性的階級、民族和國家觀念逐漸演化為時代思潮。有意思的是，1935年蔣介石對新任內閣成員講話的時候打過一個比喻，說為國家物色一個好的官吏就好比父母替女兒選女婿一樣難。固然他是在說明選賢之不易，然而卻無意中流露了他是以“家”的觀念來謀國的。看來，毛澤東規定“共產黨的章法”引他為戒，的確是有道理的。

毛澤東的“容人之量”，還一度體現為對非黨人才的任用上，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政府機構中有大量的非黨干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7人中，非中共人士3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中，非中共人士28人。政務院總理、副總理5人中，非中共人士2人（郭沫若、黃炎培）﹔政務委員21人中，非中共人士11人﹔政務院下屬30個部委主官，非中共人士13人。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6人中，非中共人士4人（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全國政協常委28人中，非中共人士17人。最高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主官2人中，非中共人士1人。參見當時的領導人名錄。即使對於留下來的國民黨黨政要員，毛澤東也大都作了妥善的安排，有的還身居要職，比如先后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程潛、張治中﹔先后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龍雲、衛立煌、蔡廷鍇﹔擔任政務院政務委員的黃紹竑﹔擔任水利部部長的傅作義﹔擔任林業部部長的劉文輝﹔1955年和解放軍高級將領一道被授予上將軍銜的陳明仁。“容人”的背后其實是一種自信，是一種“天下為公”的胸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澤東提倡的“識人之智”、“用人之術”、“容人之量”，是“用干部”中的三個同時並舉的不同側面，亦可看作富有邏輯的三個環節，盡管他用來稱贊武則天時使用的順序並非如此。一般來說，隻有“識人”，才能“用人”﹔隻有在“用人”中才能看得出是否“容人”。不了解就不能很好地任用，知人善任，知人在先，善任在后，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礎，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自然，任用的過程中，有一個是否能“容人”的問題。“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就是判斷的標准。

需要指出的是，領導者“用干部”並不是說不用自己。這一點，毛澤東也是值得學習的。黨的歷史上，有許多部署重大戰斗、戰役的電報和中央文件，都是他自己起草、批發的﹔黨報上許多重要的社論、評論，不少也出自他的手筆。他說過：“我的文章都是親自寫，文章要別人寫，是危險的。”1958年1月，他還專門強調，領導干部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或者“二排議員”﹔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不要讓秘書制度成為一般制度，不應當設秘書的人不許設秘書。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種表現。很明顯，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把用人和用己結合起來的，才是好的領導干部。否則，縱然能夠知人善任，說話辦事也不那麼硬氣，腰杆也不那麼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