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

　　二、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

　　新中國的歷史，是分作改革開放前后兩大發展階段、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螺旋式上升的歷史。這不是主觀臆想，而是有充分的客觀歷史依據。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醞釀創立的關系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創立和發展的，但又是以新中國成立后的探索實踐為前提和基礎的。這當然首先要歸功於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沒有堅定不移地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可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更不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面前“風景這邊獨好”。飲水思源，要看到，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黨已經建立了新中國，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這些都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

　　從指導思想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根本上是因為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並且毫不動搖地加以貫徹。這條基本路線，是在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早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並確定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1956年9月黨的八大，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的情況下，進一步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由於理論上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改變了黨的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泛濫，最終導致“文革”的發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了政治、思想、組織路線的全面撥亂反正，並在形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並堅持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隨后，又逐步形成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和基本要求，推動黨的指導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毫無疑問，沒有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正確思想指導的恢復、堅持和發展，不可能形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如此成熟的指導思想﹔沒有對“文革”的深刻反思，也不可能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科學指導思想的全面貫徹。

　　從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看，鄧小平同志曾經在主持起草《決議》時指出：“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版第300頁）這很好地揭示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的內在連續性和重大變化。比如說，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上，毛澤東同志曾經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但在當時並沒有真正落實，改革開放后才得以真正貫徹和發展。黨的八大以后，也曾經多次提出實行體制改革和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並一度付諸實施，但由於“左”傾指導思想的干擾沒有持續下去。改革開放以后，這些都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寶貴經驗借鑒。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國家法制建設。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就是由毛澤東同志主持起草制定的。但在“文革”中，社會主義法制遭到踐踏和破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又把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作為重要工作之一。歷史証明，一個正確的方針政策，往往需要經過反復，才能逐步成熟。“文革”的沉痛教訓，使我們黨在原先積累的許多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我們必須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和工作經驗，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