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與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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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前排左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為什麼要拋開1957年1月10日設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成立中央財經小組？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什麼性質的機構？為什麼廬山會議后它就好像消失了？1962年三四月間產生的中央財經小組，是對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恢復，還是重新成立的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性質不同的機構？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命運如何？

這些問題史學界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有的史學著作斷定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對中斷了的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恢復。有的史學著作這樣注解中央財經小組：“是1958年6月10日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陳雲任組長。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全面領導財經工作。”這個注解模糊了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不同性質。本文結合這個注解，對上面幾個問題作初步回答。

1957年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

1957年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是由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成立的。通知的范圍包括中央委員會各位委員和候補委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黨組、各人民團體、軍事各部門。通知的內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五同志組成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由陳雲同志任組長。”這個小組是由黨政軍中負責財經工作的主要人員組成的。陳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是黨中央負責財經工作的主要領導人。

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並分別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家財政部部長，是政府裡三個主要經濟部門的負責人。黃克誠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此前曾擔任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這個小組無論是從人員構成看，還是從“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性質規定看，都可以說是中央經濟工作領導小組，是在國家財經工作中起決策作用和領導作用的。

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成立后，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主要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改進經濟管理體制。這件事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來后，暴露出中央集權過多和國家對地方和企業管得太死的弊端提出來的。目的是要通過改進體制，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企業的關系，解決中央集權過多的問題，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權力，進一步調動其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先從工業、交通、農業、文教、商業、財政等六個方面開展調查研究，到1957年7月中旬形成《關於在若干工作中劃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權限問題的意見（草案）》下發各地研究。8月，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先后在沈陽、上海分別召開東北三省和南方九省市經濟管理體制改進工作座談會，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對《意見（草案）》加以修改，分別形成《國務院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務院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務院關於改進財政體制和劃分中央和地方對財政管理權限的規定》。9月至11月，這三份文件經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批准施行。雖然由於“大躍進”運動，這三份文件在執行中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為后來新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第二件事是研究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這件事是針對1956年國家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過多，出現了人民生活消費品嚴重供不應求的現象提出來的。目的是要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增加生活消費品，實現建設和民生的平衡，把國家建設擺在老百姓有吃有穿的基礎上。這對我國1957年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也是由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成立的，陳雲仍擔任組長。與1957年通知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不同，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與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四個小組一起成立的，成員由五人增加到12人，新增了譚震林、鄧子恢、聶榮臻、李雪峰、賈拓夫、王鶴壽、趙爾陸等七人。這是不是要加強中央財經小組的作用呢？聯系當時的背景和對這個財經小組性質的規定看，回答是否定的。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和發動“大躍進”的背景下成立的。1958年初，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嚴厲批評反冒進，直接點名批評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但是，會上毛澤東批評綜合平衡的思想，批評財經部門不向中央政治局通報情況，批評“天天談市場，天天談庫存”，顯然是批評陳雲和以陳雲為組長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會后，毛澤東在談話中也明確地講“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陳雲因病沒有參加南寧會議，但在2月中旬召開的傳達南寧會議精神、批評反冒進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要由陳雲檢討反冒進“錯誤”和接受批評。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另外兩名成員李先念和薄一波，也各自對在反冒進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這次會上，毛澤東從決策權和組織程序上批評了反冒進。他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裡？”“我是個主席，我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到外面看戲的人已經到了，演員要登台了，然后請你簽字，叫作強迫簽字。”“事實上是一種封鎖。你事先不拿出來嘛，你不讓我們參與設計嘛，你隻拿成品嘛。”

在3月的成都會議和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陳雲再次檢討反冒進“錯誤”。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陳雲作檢討的發言稿上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無論是工業方面、農業方面、財貿方面或交通運輸方面的工作的方針路線問題及大的政策問題，都應經過中央和各級黨委，作出決定。”這仍然是對過去經濟工作的決策權、決策程序的批評。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在這種形勢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其中，中央財經小組代替了1957年1月設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通知》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隻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這段話是對此前中央經濟工作的決策權在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和國務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評，也是對此前“政治設計院不在政治局”在組織措施上的具體糾正。

這段話明確規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即：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不同，它已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一個僅有建議權的咨詢機構。

盡管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和權限已不同於1957年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但為了在“大躍進”的形勢下，從財經方面發揮好對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主席的參謀作用，仍然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開展了很多工作。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陳雲多次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會議，研究解決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問題、人民生活問題。在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方面，組長陳雲提出了先生產后基建的方針，提出生產、基建有矛盾時，基建應服從生產，並在兼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時下大力解決基本建設工程質量問題。為緩解“大躍進”帶來的市場緊張和人民生活困難，陳雲致信中央財經小組，提出採取認真精減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糧食要省吃儉用，組織豬、雞、鴨、蛋、魚的生產與供應，安排日用品的生產等有效主張。可以說，“大躍進”以來作為咨詢機構、發揮參謀作用的中央財經小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甚至認為“大躍進”以來他直接抓經濟工作沒有以前陳雲搞得好，並動情地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經濟工作比較好。”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無疾而終然而，廬山會議后再也聽不到中央財經小組的聲音了，可以說是無疾而終。這是什麼原因呢？從表面上看，似乎與廬山會議前陳雲因病休養將中央財經小組組長職務交給李富春代理有關。但從根本上看，與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聯系批評反冒進，會后繼續“大躍進”密切相關。

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尖銳批判彭德懷意見書的“右傾思想”時，幾次點到1956年至1957年期間反冒進的“錯誤”，並將二者聯系起來。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其實就是“大躍進”形勢下的反冒進，“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毛澤東在會上奉勸一些人講話要注意“方向問題”：“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復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裡。”他還說：“如果講現在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泄氣性、悲觀性。”“反冒進的一些人，這次站住腳了。”“相信陳雲同志也會站住腳的。”

陳雲因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鑒於毛澤東把“右傾”思想同反冒進聯系起來批評，病中的陳雲是不便以他本人或以中央財經小組名義發出不同於毛澤東的聲音的。加上廬山會議后“反右傾”鼓干勁，“左”的指導思想更加盛行，以陳雲為組長的中央財經小組原來提出的削基建、保生產、保市場等一系列緩和市場緊張、解決人民生活困難的主張，都被淡化甚至擱置起來，經濟工作中的高指標又卷土重來，以陳雲為組長的中央財經小組不可能發聲公開表示不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