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陳家坡會議

1950年，習仲勛（前排右一）、王世泰（后排右三）等在西安臨潼捉蔣亭留影

危局降臨，又一次嚴峻考驗

就在習仲勛游刃有余地甩開膀子大干之時，西北革命遭遇了非常嚴重的失敗，他置身在危機四伏的旋渦之中，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而且是關系全局的、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革命武裝遭受重大失敗

1932年12月22日，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成為西北地區第一支正式編制的紅軍部隊。但是，紅二十六軍組建之后的斗爭頗多曲折。成立之初，紅二十六軍第二團曾連戰皆捷，消滅照金附近的國民黨民團，為開辟以薛家寨為中心的照金蘇區打下良好基礎，部隊由200人發展到300余人。但擔任軍政委和團政委的杜衡（此前曾任陝西省委書記，頗為強勢）執行“左”傾冒險路線，強令進攻與紅軍有統戰關系、設防堅固的廟灣夏老幺民團，結果“部隊損失很大，連長、指導員以下30余人傷亡，紅二團受到很大損失”，並引發夏老幺民團瘋狂進攻﹔繼而他又下令放火燒掉千年古剎香山寺，導致僧徒反對、群眾不滿，使紅軍陷入困境。習仲勛回憶說：“杜衡自己（卻） 一意孤行，一味蠻干。先打了廟灣夏玉山民團，惹得附近民團聯合起來同紅軍作對﹔后又燒了香山寺，1000多和尚也成了對頭。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小，隻剩下一個薛家寨，處在敵人四面包圍中，鬧得傷員無處安置，糧食無人供應，在照金站不住腳。”

隨后，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多次轉向外線作戰，轉戰陝甘邊的旬邑、淳化、正寧、寧縣、宜君等地，連續取得勝利。但是，杜衡在廟灣戰斗后，放棄了紅二十六軍在照金地區活動的設想。他先是提出北上陝北、“打通國際路線”的荒謬主張，繼而又決策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其所謂南下渭華的主要理由是渭華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便於擴大紅軍﹔可以切斷隴海鐵路，直接威脅西安﹔等等。渭華地區確實遠比陝甘邊富裕，但它被稱為“三秦要道”，東瀕黃河與山西、河南毗鄰，西與西安、咸陽相接。如此重要的戰略地位，又屬關中平原，是國民黨當局竭力控制並且統治力量強大的地區，幼小的紅軍如何能夠在這樣的地區立足呢？但是，在杜衡的堅持下，其主張得到不少人支持，因此最終被執行。結果紅二十六軍二團在藍田地區遭敵重兵圍追堵截，苦戰月余，陷入絕境，最終全軍覆沒。

習仲勛曾對杜衡的這些不切實際的主張，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他后來回憶說：“部隊來到合水縣的黑慕原時，杜衡給后方照金根據地來了一封信，要到陝北創造蘇區並且要發展騎兵，要打通國際路線。我們寫了一個意見書，認為不大妥當，黨和紅軍在陝甘蘇區影響很大，這裡還有廣大群眾。” 6月17日，中共陝甘邊特委、紅二十六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以東的北梁召開聯席會議，討論紅二十六軍的行動計劃。習仲勛因在一次戰斗中負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他旗幟鮮明地向會議表達了反對南下的意見。他回憶說：“當時我就認為紅軍不能離開邊區，遠離蘇區有了傷兵都沒有辦法。我雖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我的意見全告訴了金理科，由他帶到會上。”因習仲勛負傷而接任陝甘邊區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的張秀山也回憶說：“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等人反對南下，贊成劉志丹的意見。習仲勛未參加會，但他委托金理科在會上轉達他堅持陝甘邊斗爭的意見。” 雖然他的這些意見沒有產生效果，但說明了習仲勛的戰略眼光和積極負責的崇高黨性。

紅二團是陝甘邊紅軍的主力和革命的支柱，它的失敗嚴重地影響了陝甘邊的革命形勢，但嚴重的軍事挫折還不止於此。1933年7月下旬，在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楊虎城騎兵團由團長王泰吉（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 率領，在耀縣起義，改名為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但該部旋即在三原的轆轤把作戰中嚴重失利，部隊基本被打垮，人數由1000余人銳減到100余人，被迫北撤進入照金根據地。王泰吉起義震撼全省，但它的潰敗也對革命形勢和人們心理產生很大的影響。

革命戰爭時期，軍事斗爭關系全局，這些革命武裝的重大失敗，使陝甘邊的革命形勢驟然嚴峻起來。

陝西黨堯團組織遭受空前破壞

1933年7月28日，陝西省委領導人會議被敵人偵探發現，在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途中離開部隊返回西安的杜衡和省委書記袁岳棟當場被捕，隨即叛變，供出了他們知道的所有組織和黨、團員，使省委機關和各地黨、團組織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僅在渭北地區，就有500多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或被殺，關中十幾個縣的黨組織，隻剩下韓城、臨潼兩個縣委。陝西黨組織之間以及與中共中央的聯系大部分中斷。

國民黨軍瘋狂野圍剿冶革命根據地根據杜衡和袁岳棟等叛徒提供的情報，國民黨軍瘋狂“圍剿”渭北革命根據地和剛剛在7月間組建的紅二十六軍第四團。時任紅四團團長的黃子祥回憶說：“敵人獲悉我們力量不大，派了兩個團的兵力上原‘搜剿’，紅四團被迫轉移到嵯峨山一帶。當時，我們感到在武字區難以活動，就撤到了耀縣照金。”在國民黨重兵進攻下，渭北根據地淪陷，在王泰吉起義時新組建的耀縣游擊隊也被迫退入照金根據地。

隨后，國民黨軍又調集重兵發動對照金根據地的“ 圍剿”。習仲勛后來回憶說：“紅二團失敗后，敵人調動大批兵力，妄圖一舉蕩平陝甘邊根據地。當時我們困難極了……敵人對渭北、照金到處進攻，我們失掉紅軍主力的依靠，無處安身，吃飯都成了問題。”時任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的張秀山也回憶說：“這時是廿六軍咬緊牙關的時期，紅軍不能在村庄裡住，隻能鑽梢山，梢山裡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照金根據地面臨的對敵軍事斗爭的形勢非常嚴峻。

嚴重的失敗和嚴峻的斗爭形勢，也在革命內部引發了嚴重問題，形成迫在眉睫必須立即解決的重大問題。一是必須消除因革命受嚴重挫折而出現的右傾悲觀失望情緒。當時，國民黨大肆宣傳說“紅二十六軍失敗了”，“劉志丹梟首了”等﹔叛徒袁岳棟、杜衡等在西安召開記者新聞會，在報紙上刊登自首宣言和“告陝西青年書”等，造謠、攻擊、誣蔑共產黨和中國革命。

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隊伍內部產生了一些右傾的情緒和認識：“主張紅軍隻能打游擊，不能統一起來創造根據地，以后連游擊也不能打了”， “當時有人主張分散活動，不打紅旗”。甚至還出現了“壓槍”、停止武裝斗爭去做秘密工作的說法：“整個黨被破壞了…… 這樣大的局面都失敗了，像我們這幾條槍還不會被人家打掉？還是壓了槍吧，保存幾個干部。”

二是必須解決建立統一領導的問題。由於省委被破壞，黨和紅軍原有的組織領導體系不復存在﹔在國民黨軍嚴重進攻下退入照金根據地的紅二十六軍第四團、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和耀縣游擊隊，相互之間沒有隸屬關系﹔此時黨內和紅軍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因此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迫切需要解決統一領導的問題。三是必須尋找和確定重振革命旗鼓的方針和辦法。在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敵人瘋狂進攻的嚴峻形勢下，如何應對面臨的危機，如何擺脫困境、復興革命，是當時擺在陝甘邊紅軍和領導人面前的頭等大事，必須當機立斷作出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