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陳家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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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習仲勛（左一）從事兵運工作時的留影

1933年8月14日召開的陳家坡會議，是西北革命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親歷西北革命斗爭的許多領導人都對其有很高的評價。同時，這些西北革命的重要領導人都認為習仲勛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是促使會議成功的第一人。那麼，這次會議的具體情況如何？習仲勛是怎樣發揮作用的？長期以來，這次會議鮮為人知，本文根據歷史材料，就此進行一些探索。

出類拔萃，擔當一方重任

陳家坡會議召開時，1913年10月出生的習仲勛還不滿20歲，但已經是屢經考驗，在斗爭磨礪中迅速成長起來的青年才俊。他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春，進入國民黨王德修營開展兵運工作，開始了職業革命生涯。此后兩年多的兵運工作，業績突出，成為黨在該部的營委書記。1932年4月，習仲勛和陝西省委軍委秘書長劉林圃領導該營起義（即著名的兩當起義），為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

起義失敗后，他在渭北游擊區開展斗爭，歷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共青團富平西區委員、共青團武字區委書記，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委員和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幾年時間裡，習仲勛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迅速由一個農村青少年、初中肄業生成長為在復雜環境中卓有成效開展工作、富有理性思考、不斷開創嶄新局面的革命領導干部。

這樣評價年輕的習仲勛，並不是在今天對他的溢美，而是當時人們的認識和對他的肯定。時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兼秘書長的賈拓夫在1933年11月13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黨為了完成紅二十六軍一師人的號召，特派宗詢（即習仲勛） 同志去負責邊區特委。”時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的趙伯平証實了這個觀點：1932年初，習仲勛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常委兼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約在3月間，“習仲勛也離開中心縣委，化名‘席錘蓀’，去根據地照金擔任一定的負責工作了”。由三原中心縣委而調去照金“擔任一定的負責工作”，是職務提升，是擔負更重要的工作。

當時，陝西省委把“完成紅二十六軍一師人的號召”列為省委“目前最迫切最中心的工是經過慎重考慮和挑選的，因為這是一項重大任務，擔責之人必須非同尋常，必須是杰出的，能夠勝任這一重大任務。習仲勛就是按照“得力干部”要求而被派赴陝甘邊的。紅二十六軍成立后，面臨非常艱苦的斗爭，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創建根據地。為此，時任紅二十六軍政委的杜衡在給陝西省委的報告中說：“廿六軍加強根據地各種工作的建立，再派得力的干部，是目前最主要的問題。”

1933年1月25日，曾跟隨紅二十六軍活動的渭北游擊隊政委金天花在《關於紅二十六軍在廟灣作戰經過給陝西省委的報告》中提出，“干部與技術人才的問題”是創建根據地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各地群眾的發動，尤其是耀縣，如果不加緊去做，單靠紅廿六軍做，是絕對不成功的”。2月2日，時為陝西省委特派員的金理科在《關於紅廿六軍及陝甘邊區工作概況給三原中心縣委及陝西省委的報告》中，建議省委“馬上派干部到邊區建立特委”，“馬上派一批政治和軍事上的人才到游擊隊來，並派得力的同志擔任特委的軍委（書記）”。根據他們反復提出派“得力干部”的要求，1933年3月陝西省委調派習仲勛赴陝甘邊，擔負重要工作。如此情況下的調派，明顯是把習仲勛視為能夠開創新局面的“得力干部”。

1933年3月8日，中共陝甘邊特委成立，金理科任書記，習仲勛任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和團特委書記。3月上旬，陝西省委根據陝甘邊已經組建五支游擊隊的情況，指示建立統一的指揮部：“紅廿六（軍） 應即成立一指揮部，指揮邊區耀縣、宜君一帶的游擊隊，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據此，中共陝甘邊特委和紅二十六軍在3月中旬成立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李妙齋任總指揮（4月，黃子文調任總指揮），習仲勛任政治委員。3月15日，陝西省委致信紅二十六軍，要求“立刻由農聯、游擊隊、共產黨、紅二十六軍代表共同組成邊區革命委員會”，“徹底摧毀當地反革命的政府機關，組織蘇維埃的政府機關，應該從當地群眾及游擊隊中，選擇可靠的黨員和非黨員來加強陝甘邊蘇區的革命委員會來領導農民斗爭，扑滅反革命的勢力與奪取武裝”。4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耀縣照金土兒梁召開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按照當時強調工農成分的規定，雇農出身的周冬至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勛

當選為副主席兼黨團書記。時年不滿20歲的習仲勛，擔負起了領導陝甘邊黨政軍工作的重任。

習仲勛到陝甘邊后，主要從事發動群眾和政權與地方武裝建設的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苦，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斗爭”。“實行分土地、分糧食、分牛羊、戒煙、戒賭、放足等政策”，在他和其他同志的辛勤工作和全身心努力下，“分糧斗爭很快發展到旬邑、耀縣一帶，游擊運動也隨著擴大起來”。根據地的幅員擴大到東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黃花山、七界石、馬欄川，北連斷頭川、伍房川，南至桃曲原、高爾原、老牛坡，東西相距20余公裡、南北相距40余公裡，初步建成以薛家寨為中心，地跨耀縣、淳化、旬邑三縣邊界的照金根據地。

對此，時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的王世泰后來評論說：“仲勛是陝甘邊區特委軍委書記和總指揮部的政委，很多軍事活動需要他去領導和指揮﹔他又是籌建根據地民主政權的主要負責人，有許多具體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員會主席雖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級要求必須選出一位雇農來擔任主席的，人老實又沒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勛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過問。凡熟悉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為仲勛同志扎實的工作作風、任勞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個典范，為照金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付出了心血，作出了貢獻。”

習仲勛在王德修營開展兵運工作期間，年齡是16歲半到18歲多，是一個青少年，他比同時在該部從事兵運工作的李秉榮（曾任黨小組組長）、呂劍人（兩當起義后任連長）、許天潔（兩當起義后任支隊長） 小5歲，比左文輝（兩當起義后任副連長） 小4歲，年齡小、入黨時間晚、社會閱歷淺，但他超越他們擔任該部營委書記，成為兩當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在陝甘邊的搭檔中，李妙齋1903年5月出生，金理科1904年出生，都比習仲勛大9歲多，而他和他們一起擔當了黨賦予的艱巨工作，勝任並出色地完成了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