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陳家坡會議

艱難之中，正確的主導

此時，金理科調回陝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為了解決當時面臨的緊迫問題，中共陝甘邊特委和紅二十六軍第四團、耀縣游擊隊負責人在照金根據地的陳家坡召開了聯席會議，史稱“陳家坡會議”，時間是1933年8月14日。

據與會者回憶，參加陳家坡會議的有陝西省委代表高崗，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秦武山，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勛，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李妙齋、政委張秀山，紅四團政委楊森、團長黃子祥、參謀長王伯棟，耀縣游擊隊黨代表張邦英、隊長陳學鼎等，另外還有紅四團的連長、指導員等。會上，他們圍繞三支部隊今后行動的方式（集中統一行動還是分散行動）、成立紅軍臨時總指揮部與否及其領導人選的問題，發生激烈的爭論。秦武山回憶說：“這次會議上對三支部隊統一與分散活動等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黃子祥、王伯棟等少數人不主張統一行動，主張各回各地打游擊。

這種主張遭到與會的絕大多數同志的反對。反對這種主張的有習仲勛、秦武山、楊森、高崗、李妙齋、張秀山、張邦英、陳學鼎等同志。第二個爭論是總指揮的人選問題，大家都主張王泰吉任總指揮，黃子祥、王伯棟認為這是義勇軍領導紅軍，不同意。第三個爭論是高崗任政委的問題，大多數同志主張高崗為總指揮部政委，但黃、王反對。”會議是在上級領導機關不復存在的條件下召開的，是在存在很大分歧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這個在非常時刻召開的會議開得頗為艱難。會議的最大困難是認識不統一，因此引發激烈的爭論。而這些爭論的解決，頗為艱難。張邦英回憶說：“這次會上曾發生了很大爭論”，“經過一個下午又一個晚上的討論”。秦武山回憶說：會議“從當日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太陽升起才結束”。張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干會和1945年西北歷史座談會上兩次提到陳家坡會議爭論的情況：“在陳家坡，這個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這次斗爭是非常激烈的，把他們講得沒有話可講，進行表決之后，但他們還是不服從，還在狡辯。他們說，黨內斗爭是真理，雖然你們是多數，但不是真理。后來再經過辯論斗爭， 又表決，才使他們服從了。”

“現在想起來那個表決是非常危險的，當時隻差兩隻手，如果他們再多上兩隻手，那事情就難辦了。”

會議的艱難、爭論的激烈，對習仲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持反對意見的黃子祥年齡大、資歷深、威望高。他生於1895年，大習仲勛十七八歲，曾入廣東講武堂學習，擔任過楊虎城部的中校團副。他走南闖北、閱歷豐富，而且從1928年起，在三原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農民武裝斗爭，歷任渭北游擊隊總指揮等職，“在渭北很有影響” （習仲勛語），在紅四團頗有威信，與會的連長、指導員大都支持他﹔他的分散活動、紅四團返回三原的主張，頗合大多數出身渭北地區的

紅四團指戰員的心意﹔並且紅四團又是當時照金根據地的主要武裝力量，如果不說服他們則部隊很難實現統一領導、統一行動，那麼在即將來臨的嚴峻斗爭中很難形成強有力的合力，根據地和陝甘邊革命將會遭遇極大的困難。

除此之外，習仲勛還要面臨一個困難，這就是處理好和紅四團團長黃子祥的關系。習仲勛從渭北蘇區起，就和黃子祥、黃子文兄弟多次接觸，關系不錯。而在會議召開的前一天，黃子祥就找到他表明了堅持分散活動的意見，要求習仲勛予以支持。但是習仲勛正確面對了這個困難，他回答黃子祥：“情況我不曉得，究竟怎樣決定，開會再商量。”

在陳家坡會議上，習仲勛完全從革命大局出發，明確否決了黃子祥的意見：“分散行動，會削弱部隊的戰斗力，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各個消滅。隻有集中行動，才能使部隊形成一種力量，提高士氣，有力地打擊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要“繼續創造和擴大陝甘邊蘇區，就必須把抗日義勇軍、耀縣游擊隊、旬邑游擊隊和淳化游擊隊等多個武裝力量聯合起來，一致行動”。

作為會議的主要主持人，習仲勛的這些意見分量很重，對會議的最后結果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此，親歷西北革命的許多重要領導人有共同的評價。馬文瑞、張邦英在《深切懷念習仲勛同志》中指出：在陳家坡會議上，“習仲勛作為會議執行主席，對各項正確決議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王世泰回憶說：“（陳家坡） 會議中，有個別軍事領導人面對嚴峻的形勢提出了分散活動的意見，在習仲勛、秦武山、張秀山、高崗等領導人的一再堅持下，終於取得共識。”王兆相則表述了許多人的共識：“從終南山脫險歸來的同志們公認：處在紅二十六軍主力南下失利、國民黨軍加緊‘圍剿’的情勢下，習仲勛、張秀山、李妙齋等同志臨危不懼，應對有方，為保住陝甘邊根據地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正確決策，彰顯歷史作用

當然，稱頌習仲勛在陳家坡會議上的作用，主要還是因為陳家坡會議在關系西北革命前途的關鍵問題上作出了正確的決策，這些決策深刻影響了西北革命的發展。

統一了認識。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經過積極的艱苦的思想斗爭，最后在三支部隊今后行動的方式（集中統一行動還是分散行動）、成立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后的領導人選問題上，達成一致。秦武山回憶說：“會上，我們批評了黃、王的右傾和失敗情緒……最后正確的意見終於佔了上風。”“經過一個下午又一個晚上的討論，會議最終取得了一致意見。”分歧得到消弭，意見達成一致，這就為后來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步調一致，齊心協力，不斷戰勝艱險、取得勝利創造了前提條件。

統一對紅軍部隊的領導。會議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統一指揮紅四團、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和耀縣游擊隊等，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實際上是在紅二團失敗后，組建了陝甘邊新的主力部隊，使分散的相對弱小的紅軍集聚成有力的革命拳頭和一支堅強的力量，其積極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保護了照金根據地。陳家坡會議后，新組建的陝甘邊紅軍主力殲滅讓牛村、柳林民團各一部，威逼照金蘇區周圍的反動民團紛紛后撤﹔其后在外線作戰中先后取得旬邑底廟戰斗、張洪鎮戰斗的勝利等，並再次打退了國民黨軍對照金根據地的進攻。這些勝利保衛了照金蘇區，為復興陝甘邊革命保留了戰略基地，也為南下渭華的劉志丹等紅二十六軍指戰員脫險歸來提供了基本條件。二是避免了放任三支部隊分散活動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實際上也就阻止了西北革命形勢因紅二團南下失敗和省委被破壞后繼續逆轉的勢頭，並使之向相反方向發展。

三是為重建紅二十六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組建了一支初具規模的基本武裝力量，保存了一批軍事干部和武器裝備，在政治、思想、組織方面做了良好的准備）。四是主力紅軍的重建和一系列勝利，對克服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堅定蘇區黨政軍民的革命信心，鞏固和發展紅軍與革命根據地，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西北革命發展的角度觀察，這應該是陳家坡會議頗具深遠意義的影響。

確定了陝甘邊革命斗爭的任務和戰略方針。“會議仍以創造和擴大陝甘邊蘇區為中心口號。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集中主力，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開展群眾工作的戰略方針。”這是在嚴重困難時期堅持和發展革命的切合實際的正確方針，已經為歷史所証明。而它更大的意義是，實際上解決了紅二十六軍成立以來長期沒有解決的戰略發展問題。此前，雖然紅二十六軍在其成立前后曾長期在陝甘邊活動，但並沒有把陝甘邊作為其戰略基地而確定下來。中共陝西省委曾提出“爭取陝甘邊渭北新蘇區”的目標，也在1933年初（即紅二十六軍組建之初） 曾針對紅二十六軍在廟灣戰斗中失利、受到很大損失的情況，提出“把二十六軍現有部隊配合當地群眾組織許多小的游擊隊，以開展當地游擊戰爭”的方案，但認識並不明確，也沒有堅持。因此當其指示受到時任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的堅決反對后便放棄了。杜衡隨后在紅二十六軍提出北上到陝北去“打通國際路線”的荒謬主張，繼而又決定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直至遭受失敗。也就是說，在陳家坡會議前，紅二十六軍戰略發展的方向沒有確定，以何處為戰略基地的問題沒有解決﹔雖然進行了一系列游擊戰，但通過廣泛游擊戰爭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思想沒有確立。而陳家坡會議明確提出“仍以創造和擴大陝甘邊蘇區為中心口號”，明確了主力紅軍的基本任務和戰略目標，實際上確定了主力紅軍的戰略發展方向問題。歷史証明，這是一個對陝甘邊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在陳家坡會議決定的基礎上，其后不久召開的包家寨會議，使之更加明確和具體。

正因為陳家坡會議解決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撥正了西北革命的航向，因此，親歷西北革命斗爭的許多領導人都對其有很高的評價。習仲勛稱：“陳家坡會議，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張秀山回憶說：“陳家坡會議是有歷史意義的”， “陳家坡（會議） 的斗爭是紅廿六軍生死存亡的斗爭”。秦武山評價說：“陳家坡會議是在紅二團南下失敗后，恢復與擴大紅二十六軍的關鍵性會議。”張邦英認為陳家坡會議“具有重要意義”，“解決了部隊統一指揮、統一行動的問題”。王世泰也認為：“陳家坡會議所作出的決議，對加強黨對紅軍游擊隊的統一領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軍事‘圍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后來西北革命發展的歷史，証明了陳家坡會議的重要作用。習仲勛對此感到十分欣慰：“實踐証明，陳家坡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它對加強黨對紅軍和游擊隊的統一領導，鞏固和擴大陝甘邊根據地具有重要的意義。”歷史奠定了陳家坡會議在西北革命歷史上的地位，同時，歷史也銘記了習仲勛作為會議主要主持人，為會議成功所作的努力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