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調查要親自出馬”
掌握具體情況離不開親自調查，這是毛澤東搞調查的一個基本理念。因為別人調查是不能代替自己調查的。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講到調查的技術時指出，搞調查“要親身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①
（一）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
毛澤東的尋烏調查，堪稱單個人進行社會調查的典范。他后來回憶說，他是以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進行尋烏調查的，調查對象是一些中下級干部、窮秀才、破了產的商會會長和已經失業的小官吏，他稱這些被調查的人是他可敬的先生，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敬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
（二）要深入到社會實踐中去
毛澤東不僅自己重視社會調查，還鼓勵青年人深入到社會一線調查學習。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知識分子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他提倡知識分子要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在沒有同實踐結合的時候是不完全的，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
（三）自己做記錄
毛澤東特別強調調查要自己做記錄，他指出，“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①毛澤東不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做過的調查，都是自己做記錄的。他1933年11月寫的《才溪鄉調查》中有這樣一段關於代表政治表現的記錄：
“上才溪五十三個代表中：
最積極的，二十個。
中等的，二十多個。
最差的，一個。
這個最差的代表，十次會隻到三次，忙於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緊做，批評了多回，被代表會開除。
下才溪七十三個代表中，沒有最差的。”②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這樣的記錄主題重大、簡明扼要，不是秘書所能替代的。
（四）自己整理調查記錄
整理調查記錄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思想升華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樣是別人無法替代的。1930年10月，毛澤東在贛南的興國縣做了調查。一是做了8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他自己說，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二是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毛澤東在他后來整理的調查記錄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①
（五）注意平時工作生活實踐中的調查
我們常講讀萬卷書，行萬裡路。這裡的行萬裡路，就是自己的工作、生活實踐。這個實踐活動，每個群體、個體都是不同的，就像天下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在這個實踐活動中注意調查研究，得到的調查更寶貴、更重要，這是“調查要親自出馬”的更高境界。為什麼毛澤東為革命事業撰寫文章時總是有話要說、有話可說、有話必說，不僅是因為他調查得多，更主要的是他實踐的多，發現了大量的、全局性的、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說出來。缺少實踐的寫作或對推動事業發展意義不大甚至是有害的是作文而不是做事，是沒有意義的。《井岡山的斗爭》一文，毛澤東有一年多的親身實踐，而且經歷那麼多的勝利與失敗，經常是事關生死存亡的，加上多少年來對中國革命理論的研究探討，經過理論指導下的實踐與親身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思考，寫起文章來自然是“下筆如有神”，可以說是干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毛澤東后來自己回憶說，如果沒有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井岡山的斗爭》是寫不出來的。
三、“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
這是毛澤東調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法，也是我們要好好學習的一個調研方法。毛澤東有很多這樣的調查，最典型的是在江西尋烏的調查。把《尋烏調查》研究清楚了，這個問題也就搞清楚了。
（一）調查的目的：了解城市問題
毛澤東在領導土地革命的過程中，總是感到自己對於富農問題還沒有全般的了解，對城市的商業狀況還是門外漢，總想找個機會下大力調查研究城市問題。他說，“我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就是沒有讓我了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借給材料的人。”①1930年5月2日，毛澤東率紅四軍攻克尋烏縣城，為他進行大規模城市調查提供了機會。於是，毛澤東以尋烏為調查點，對城市問題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大規模調查。
（二）調查的對象：各行業的人都有
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選擇的調查對象非常廣泛，各行各業的人都有，主要的有11人。從職業上說，有縣、區、鄉的干部，有普通農民、工人，有做過縣署錢糧兼征櫃辦事員的，有農村窮秀才，有小學教員，還有當過兵、做過小生意的﹔從年齡上說，有老年、中年、青年，最大的是62歲，最年輕的是23歲。在這些人當中，尤其是郭友梅（59歲，雜貨店主，曾做過商會會長）和范大明（51歲，貧農，縣蘇維埃委員）兩位老先生，為毛澤東的調查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三）調查的內容：從貨物了解城市的生活，從人口了解城市的結構
一個城市很大，涉及的內容很多，要了解一個城市，調查內容的選擇特別重要。毛澤東在尋烏調查的內容主要有兩個：一是貨物，二是人口，也就是人的情況和物的情況。
1.調查市場經營的貨物
為了研究尋烏城商業發展情況，毛澤東從尋烏市場所經營的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市的生活情況。
一是調查店鋪。他細心地分析了5家鹽店、17家雜貨店、1家油行、1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貨店、7家藥店、2家黃煙店、16家裁縫鋪、10家旅店、8家理發店和7家首飾店等。
二是調查市場經營的各種貨物。在調查尋烏的圩場生意時，他詳列了圩場交易的各種貨物，如魚、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為了弄清尋烏城的商業和手工業的狀況，毛澤東非常巧妙地“從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總共分成20余項，如：
鹽：城裡第一大宗生意，分潮鹽、惠鹽兩種﹔全城5家鹽店，每年可做10萬元生意。
雜貨：共有十六七家雜貨店，商品以布匹為主，洋貨次之﹔尋烏市場有洋貨131種，其中23種銷售最多。
油：1家油行，代客買賣，年經手1300擔油，抽行佣260元。
豆：1家豆行，全年生意1000擔，收行佣300元。
酒：7家酒店賣黃酒，共約700元生意﹔3家酒店賣白酒，約1000元生意。
水貨：7家水貨店，銷售咸魚、海帶等11種主要產品，另有魚翅、魚肚等39種次要的水產品。
藥材：7家藥材店，共約6000元生意。
黃煙：2家黃煙店，自己加工黃煙銷售。
傘：2家紙傘店，生意大不如前。
木器：隻1家，產品主供地主、商人用。
豆腐：城內30多家豆腐店，屬“居家生意”，既磨豆腐又耕田。
理發：8家理發店，每店一至三人。
裁縫：機器縫衣13家，通常是一架縫紉機，一個師傅帶一個徒弟，另有手工做衣3家。
伙店：就是旅店，有十多家，客人以挑擔子的為多。
打鐵：3家打鐵店，專打篾刀、柴刀等農具。
此外，還有尋烏的6種主要出產：米、茶、紙、木、香菇、茶油的出口價值統計、物價統計和工資情況記錄等等。
三是調查雜貨店經營的全部內容。為了研究雜貨店的生意，毛澤東搞清了雜貨店經營的全部內容，列舉了牙粉、牙刷、膠底鞋、皮鞋、鋼筆、鉛筆等131種“洋貨”的名稱，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電筒、洋火、信紙等23種最暢銷的商品。他了解了水貨店經營的內容，以咸魚、海帶、糖、豆粉、豬皮、閩筍、魷魚等11門產品為主，海參、香菇、雲耳等28種為次，詳述了這39種土特產品、水產品在尋烏的銷售情況。
2.從人口情況分析城市結構
如前所述，毛澤東在這次調查中是決心要把城市問題了解清楚的。所以，這次到了尋烏，他便對這個城市的結構進行了一番解剖。
一是按行業分析人口情況。毛澤東把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業進行了統計，分別算出農民、手工業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機關、地主、宗教徒等所佔的比例，佔第一位的是農民，有1620人，佔全城人口的60%﹔佔第二位的是手工業者，297人，佔11%﹔農民和手工業者共佔71%。由此看來，這個城是“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向附城一帶耕田的和開小作坊做手工的佔著住民的最大多數。”通過這樣的分析，毛澤東便發現了尋烏這個城市的基本特征：尋烏城“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 。①
二是按家庭分析人口情況。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把家庭看作是社會的細胞，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考察，選擇各類典型家庭，著力進行分析后，再歸納出總的結論。通過調查分析，毛澤東發現尋烏這個山城中的游民和娼妓佔著相當大的比例。佔尋烏城人中第三位的便是游民，這些“不工不農不商、專門靠賭博敲詐、為統治者當走狗吃飯的流氓，他們的人數竟超過商人一倍，和手工業者幾乎相等。”佔人口第四位的竟是娼妓。“‘老貨’、‘嫩貨’有三四十家。本城娼妓三標人多。尋烏人有句俗話，‘三標的貨，項山的糯’，就是說的三標女子美麗的意思。”30幾個妓女，養活著162人，比商人的人口總數還要多。如果把游民和妓女人數合起來，等於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合計。毛澤東說：“這表示失業群眾之多是怎樣的可驚。”①
（五）調查的方法：開調查會、登門拜訪和直接觀察
1.開調查會
主要是找了11個人，在尋烏的馬蹄岡連續開了10多天的調查會。開會時，毛澤東親自主持，親手記錄，親自提問題。開始時，大伙不願意說。毛澤東就請他們吃飯，慢慢熟了，鄉親們的話語也就多了起來。最生動的材料，也就是老鄉們每天盤算過的生活。
2.登門拜訪
除了開調查會外，毛澤東在尋烏還做了20多天的實際調查，深入到集市、商店、作坊，找小販、商人、工人、游民談話。例如：毛澤東問一個雜貨店店主：“你這個尋烏城有幾家雜貨店？有多少種雜貨呀？”被問的雜貨店主知道有幾家雜貨店，但有多少種雜貨說不清楚。毛澤東放下筆慢慢問：“你們這裡的信封信紙，一種是從贛州來的，是本國制作的﹔另一種是梅縣來的，是用‘洋紙’做的吧？”那店主點頭說：“是的，是的。不過‘洋紙’便宜些，賣得快。”毛澤東又問店主和店員的關系如何？一個月給店員多少錢？夠不夠吃？不夠吃怎麼辦？過年過節允許不允許回家？了解了這些情況后，毛澤東又問：“聽說你們店員裡除了雇工，還有一種叫‘等郎嫂’的，對嗎？”店主說：“有是有，不過我那個店裡沒得。”毛澤東又問：“你們說說這‘等郎嫂’是什麼意思？”那店主想了想，說：“有的店主人手少，便花錢買一個年少的女子來做工，店主還沒有小兒子，要等老板娘肚子大了，兒子生出，才能結親，這就叫‘等郎嫂’。”毛澤東點點頭，記下了他的發言。
3.直接觀察
毛澤東還到尋烏城郊農村，同農民一邊干活，一邊調查，廣泛了解各行各業群眾的生活和思想。
（六）調查的收獲：把尋烏城工商業情況了如指掌並指導全黨注意研究城市問題
1.了解了尋烏城的工商業情況
由於對尋烏城進行了這樣深入細致的剖析，毛澤東對城市工商業情況有了很深了解，開始有了研究城市問題的經驗，並要求全黨同志要注意研究城市問題。他用自己尋烏調查的體會教育全黨並殷切希望：“倘能因此引起同志們（尤其是做農村運動和紅軍工作的同志們）研究城市問題的興味，於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那更是有益的事了。”①
2.指導全黨從事調查要作一兩回深入的調查
毛澤東對自己“拼上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調查出來的東西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在《尋烏調查》的序言中寫道，“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五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裡，她被殺了，這五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1929年1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裡，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②毛澤東認為，要真正了解社會情況，就要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初次從事調查工作的人，要作一兩回深入的調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處地方（例如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問題（例如糧食問題、貨幣問題）的底裡。深切地了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后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①倘若走馬觀花，如某同志所謂“到處隻問一下子”②，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了解問題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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