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調查地點的選擇
調查地點的正確選擇，是調查成功的基礎。
（一）多選擇有過實踐經驗的地方
1927年初，毛澤東為了答復黨內外對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選擇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從表面上看，這個報告寫於1927年3月，而實際上在1924年12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回湖南老家養病時就開始調查思考了。1926年2月6日，毛澤東再次回到韶山沖，接觸了大量農民，當他聽說小學同學鐘志申曾發動過抗繳“煙灶捐”的斗爭、趕走了當地惡霸成胥生的團丁時，很是興奮，感到湖南農民變得富有戰斗性，於是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毛澤東選擇湖南作為農民運動考察的地點，與這些實踐基礎密切相關，事實証明也是正確的。
（二）多選擇幾省或幾縣交界處
調查研究是一門很高的藝術，是要講究方法的。其中，做重點的調查一定要選擇有典型性的地方進行調查，這樣得出的結論才更有實際意義。毛澤東極為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堅持從調查中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用來指導工作，這是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總結出的科學工作方法。他選擇調查研究的地點，重要的調查都選在幾省、幾市或幾個地區的交界處。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迫切需要掌握剛解放城鎮中各階級的經濟、政治狀況，以便制定正確的政策。他選擇尋烏做大規模的城市調查，是因為尋烏位於贛粵閩三省交界處，把這樣的一個地方搞清楚了，相臨的幾個地方也是大同小異的，與此相連的更大的地區也是基本接近的。他另一個重要的調查——《興國調查》，也是基於這種考慮而選擇調查地點的。
（三）多選擇陌生的領域
毛澤東調查地點的選擇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熟悉什麼，就找機會到這個領域調查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澤東把注意力開始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意味著，開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艱巨的歷史性探索，即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情況十分特殊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非常困難而復雜的問題。從馬列主義的書本上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國國情，更不可能憑主觀去想象。這個問題，隻能從實踐中逐步認識，逐步解決，首先要對實際情況進行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地點，毛澤東選擇了國務院主管經濟建設的各個部委。毛澤東的這次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實際聽匯報的時間為43天。這34個部門是，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電力工業部，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建筑工業委員會和建筑工業部，城市建設局和二機部，重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和地質部，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輕工業部，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地方工業部，手工業管理局，國務院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第六辦公室，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民航部，國務院主管農林水利的第七辦公室，農業部，水利部，林業部，氣象部，國務院主管財貿金融的第五辦公室，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供銷合作社，糧食部，農產品採購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在緊張疲勞的狀態下，毛澤東度過了這難得又十分重要的43個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①一起床，就開始聽匯報。每次都是四五個小時。地點在中南海頤年堂。毛澤東聽口頭匯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從毛澤東發表的意見和評論中，可以看出他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一些思考和見解，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的《論十大關系》，就是這次調查的直接成果。②這十大關系，先是3個關系，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之后是5個關系，即，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還有地方與中央，經濟與國防的關系﹔之后為6個關系，即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少數民族與漢族﹔不久又提出4個關系，共十大關系：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產生，是在相對陌生的領域調查研究問題的典范。
五、調查提綱的擬定
擬好調查提綱，是搞好調查的一個關鍵環節。毛澤東在調查研究中特別重視擬制調查提綱，經常邊思考邊形成調查提綱，經常親自寫調查提綱。
（一）以布置作業的形式為學生擬定調查提綱
1926年3月，毛澤東擔任第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農講所開設25門課，授課4個月，其中有兩個星期赴海豐實習。為在實習中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毛澤東提倡學生從事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他把學生按來自不同的省區，組成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雲貴、兩廣、福建、江浙、山東、奉直、豫直、三個特區等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並擬出36個調查項目，引導學生開始研究實際問題。這36個研究項目是：
1.租率﹔
2.主佃關系﹔
3.抗租減租平粜等風潮﹔
4.利率﹔
5.拖欠逼賬及爛賬等情形﹔
6.田賦﹔
7.抗糧情形﹔
8.厘金、雜稅、雜捐、及臨時捐﹔
9.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數目之比較﹔
10.地主的來源﹔
11.貨物價格與農業價格之比較﹔
12.工價﹔
13.失業情形﹔
14.祠堂組織及族政情形﹔
15.地方公會組織及財產狀況﹔
16.地方政治組織﹔
17.地方政治情形﹔
18.會黨及土匪﹔
19.團防情形﹔
20.教育狀況﹔
21.銷售何種洋貨，影響如何﹔
22.兵禍及其影響﹔
23.天災及其影響﹔
24.貪官污吏及其影響﹔
25.煙賭偷搶各種情形﹔
26.出產什麼及其銷售地﹔
27.婦女的地位﹔
28.農民的觀點及感想﹔
29.從前與現在地價之比較﹔
30.從前與現在農產品價格之比較﹔
31.農村組織狀況﹔
32.地質之肥磽﹔
33.宗教信仰狀況﹔
34.度量衡﹔
35.民歌﹔
36.成語。
毛澤東把學生社會實踐的調查報告、總結報告，審核、修改后，編入他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正式出版，供全國從事農民運動的同志參考。
（二）以寫信的形式為工作人員擬定調查提綱
這是毛澤東經常用的一種方法。如1959年4月7日給汪鋒寫信。這封信，是毛澤東用寫信的形式擬定調查提綱的范文之一。汪鋒（1910—1998），陝西藍田人，當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信是這樣寫的：
“汪鋒同志：我想研究一下整個藏族現在的情況。（一）金沙以西，構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裡），人口據說有一百二十萬，是不是？（二）面積有多少平方公裡？（三）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與農奴主（貴族）的關系，產品雙方各得多少？有人說二八開，有人說形式上全部歸貴族，實際上農奴則瞞產私分度日，對不對？（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說八萬，對否？（五）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系，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廟對所屬農奴的剝削壓迫情形。（七）喇嘛廟內部的剝削壓迫情形，有人說對反抗的喇嘛剝皮、抽筋，有無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級政府及藏軍每年的廣大經費從何而來？從農奴，還是從貴族來的？（九）叛亂者佔總人口的百分比，有無百分之五？或者還要多些，或者少些，隻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為是？（十）整個剝削階級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無三分之一，或者還要少些？中間派有多少？（十一）雲南、四川、甘肅、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說，四省共有二百多萬到三百萬，對否？（十二）這四個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積多少平方公裡？（十三）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訴苦運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有人說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屬實？以上各項問題，請在一星期至兩星期內大略調查一次，以其結果寫成內部新聞告我，並登新華社的《內部參考》。如北京材料少，請分電西藏工委、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四個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動員新華社駐當地記者幫助搜集、並給新華總社以長期調查研究藏族情況的任務。毛澤東四月七日”①。
以上是毛澤東給汪鋒寫的信的全部內容。從形式上看是一封信，實際上就是一份調查提綱。從要調查的13個問題看，毛澤東對藏族情況已經有了許多研究。按這個調查提綱再去調查，就是門外漢也會調查到很多東西，何況是委托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去調查。毛澤東這封信啟示我們，要先有初步研究，后擬定調查提綱。
（三）以中央通知的形式為全國各地擬定調查提綱
比較典型的一個是1955年12月21日寫的《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實際上就是一個關於農業問題的調查提綱。這個通知開頭寫道：
“今年十一月間毛澤東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十四個省委書記和內蒙自治區書記共同商定的十七條，中央認為應當於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加以確定，以便納入一九五六年的計劃，認真開始實行。”①
這就說明，毛澤東在代中央寫這個通知以前，已經進行了大量的調查。要求各地再召集所屬各地委書記和一部分縣委書記詳細研究一下，是為了更進一步的調查。這樣寫出的調查提綱應該說質量一定是很高的。
（四）以中央會議討論題目的形式為全黨擬定調查提綱
1959年，中央准備在廬山召開會議，史稱廬山會議。毛澤東親自為廬山會議開列討論題目，一下子就列了14個：
“（一）讀書。高干讀《政治經濟學》，地縣自編《好人好事》、《壞人壞事》和《黨的政策》三本。（二）形勢。好轉沒有？何時好轉？（三）今年的工作任務。（四）明年的工作任務。（五）四年的任務（五年計劃的框子）。（六）當前的宣傳問題。（七）食堂問題。（八）綜合平衡。（九）工業、農副業中的群眾路線。（十）國際形勢。（十一）生產小隊的半核算單位問題。（十二）基層黨團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十三）糧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過日子？”②
從這14個題目可以看出，個個都是實際問題，是各級領導干部天天要遇到的問題，是與實際聯系特別緊密的。討論這樣的實際問題才有意義。
7月2日下午，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討論題目是3天前毛澤東確定的14個題目以外又加了5個：“（一）團結問題（中央到縣委）﹔（二）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三）體制問題，即收回財權、人權、工權、商權，由中央和省市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四）協作關系問題﹔（五）加強工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問題。”①
從7月2日這天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始。當天夜裡，毛澤東把19個問題重新修改一遍，要楊尚昆印發會議，並將原發件收回。這19個問題，歸結起來，是三大問題：怎樣看待形勢？前段工作中經驗教訓有哪些？今后怎麼辦？都是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問題。
六、不放過任何一個調查機會
毛澤東一貫重視調查研究，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從不放過任何一個甚至包括在吃飯、讀書、散步中調研的機會。
（一）不放過吃頓飯搞調查的機會
路過一個什麼地方吃頓飯，對大多數人來講是太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能利用這個機會留心搞點調查就少了，能搞出重要的調查就更少了。毛澤東就利用吃頓飯的機會搞出了重要調查，比較典型的一個事例是1930年11月21日搞的《木口村調查》。當時的情況是，18日紅軍放棄吉安。19日毛澤東和古柏、謝唯俊二同志從吉安往永豐之藤田，會合紅軍主力。21日經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飯。借這個機會，毛澤東調查了村政府委員的成分及該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形成的調查是這樣寫的：
吉水縣水南區第八鄉所屬之木口村。
全村二百人。
全村勞動力的壯丁四十六人，都編入了赤衛隊。
村政府設在祠堂裡。
村政府九個辦事人：主席、秘書、土地委員、社會保險委員、赤衛委員、糧食委員、裁判委員、婦女委員、青年委員。
主席劉興南(小地主)，兩個人，有五十六石田(每石田出谷三籮，每籮四十斤)，耕十多石，出租四十石。因好賭，沒有錢放賬。此次分田大部分出去了。秘書彭家發(中農)，八個人吃，有四十八石谷田，還租入二十幾石，夠食，不欠債。此次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共計六十二石四斗，分進來了十四石四斗，這是中農分田進來的証據。土地委員劉興文(貧農)，三個人，十石谷田，不夠食，這回分進來了十三石四斗，過去欠債六十元。社會保險委員伍開連(貧農)，四個人吃，十六石谷田，不夠食，租入二十多石，此次分進十五石二斗，過去欠了賬。赤衛委員彭家兄(中農)，過去一個人吃，十二石谷田，因還高利債，賣掉六石，隻剩六石，夠食，還幫人做零工，沒老婆，不能供豬子，好賭，欠債三十元。革命后“由”了一個老婆，老婆帶來了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及一個十三歲的媳婦，現在四個人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共得三十一石二斗。以本人說，原隻六石，今分七石八斗，增加了一石八斗，又是中農分田進來的一個証據。糧食委員徐傳章(貧農)，一個人吃，隻有二石谷田，不夠，幫人做零工，現分進了五石八斗，還沒有老婆。裁判委員由主席劉興南兼。婦女委員楊九英(中農)，五個人，五十石谷田，她丈夫和她的家翁耕種，夠食，沒有多余，不欠債。這次分田分進來了六石谷，又是中農分進田的一個証據。以上七個村政府辦事人，小地主一個，中農三個，貧農三個，其中中農都是分進土地的。
本村前年起就革命，今年正月分田(從東固區分過來的，本村從前屬於東固)。本村政府委員均吃自己的飯，政府一路來不起伙。
本村共殺了七個反動派：彭家光、彭家善、彭家俊、彭培均、彭昌隆、彭昌禧、溫志貴。彭家光(小地主)，三個人吃，有三十多石谷田，在水南開布店，田租給人耕，收租，店內生意不好，每年蝕本，經手收第三十八都的捐稅從中圖利，吃鴉片，讀書人，是個大劣紳。彭家善(富農)，彭家光之弟，五個人吃，有四十多石谷田，有錢放債。因廢債傷了心，勾結河南土匪，去年七月和他的老兄一起被捉，殺了。彭家俊(流氓)，三個人吃，無田，欠人債。參加革命，在東固游擊隊當副官，又當過司務長，又當過軍需。后頭開小差，弄了三支槍，私打土豪當土匪，去年被捉，殺了。平素好打牌。彭培均(富農)，四個人吃，有百二十石田，請兩個長年耕，還把一半租與人耕，有錢放債。群眾平田燒契，他不肯，殺了。彭昌隆(小地主)，四個人吃，六十石田，均租與人耕，放薄荷油錢、黃麻錢，讀書人，在吉水縣教書，跟河南土匪一起，火線上捉到殺了。彭昌禧(小地主)，三個人吃，彭昌隆之弟，六十石田，放薄荷油錢、黃麻錢，借一元還谷三籮，前年三月殺了。溫志貴(富農)，七個人吃，三十石谷田，租入百多石，自己勞力外，還請一個長年及許多零工，不放債，兼做小生意，擔鴨子及油果子賣。勾通河南土匪走漏革命消息，被殺。(所謂河南土匪，就是一部分河南人移居江西吉水縣，其中有些人當土匪。)
以上殺掉的七個反動分子，小地主富農各三人，流氓一人，証明小地主富農當土地革命深入時，有許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這七個人是否每人都應該殺，卻是問題。①
通過這個調查，毛澤東得出了結論，即毛澤東在《木口村調查》的結尾所寫的：“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富農小地主則在農民的激烈斗爭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陣營中去的。”這篇調查文章並不長，內容也不復雜，但得出的結論很重要，對指導全國的土地革命都有很重要的意義。讀過這篇《木口村調查》之后，深深地被毛澤東的調查精神所感動。我們也經常有路過某個地方吃頓飯的時候，但只是吃了飯，沒有進行過這樣的調查。記得當時看完這篇調查之后，還在文章的旁邊寫了一段話：我們過村吃頓飯，毛主席過村搞調查。
（二）不放過在讀書中做調查的機會
學而不思則罔。毛澤東終生手不釋卷，每每看書都要聯系實際進行思考。從1949年開始到1964年，毛澤東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美帝國主義對我第三、四代實施和平演變的問題，無論是讀書還是談書，都聯系思考這個問題。1957年9月，毛澤東來到武漢，住在東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時，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毛澤東稱贊說：不錯，你讀書不少。毛澤東接著說：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裡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麼汽車來的，爸爸干什麼，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1959年冬天，毛澤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6月16日的講話又專門講干部子女教育與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此后，他又多次提到防止和平演變問題，特別強調要教育青年，要嚴格要求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級干部子女，認為這是關系當代社會主義事業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1967年，毛澤東推薦讀《戰國策•觸龍說趙太后》一文，他說：“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
（三）不放過休閑散步中調查的機會
毛澤東在工作疲勞時有個散步的習慣。就是在這個時候，他也不放過向警衛戰士調查的機會。陳長江從1950年開始直到毛澤東去世，一直做毛澤東的警衛工作。據他回憶，他家鄉的情況就是在毛澤東在散步時了解到的。1952年4月，毛澤東散步回來看到正在站崗的陳長江，聊到陳長江家住江蘇海安時，毛澤東問家庭情況怎麼樣？陳長江說，家裡很貧困，解放前沒有一畝地，沒有一間房，從小就跟人家扛長活。毛澤東問怎麼那麼窮？陳說不僅是我們家窮，不少人家都這個樣。毛澤東又問，現在怎麼樣啊？陳說：1947年以后，土地改革，我們家分了14畝地，分了3間瓦房，還有牲口，生活比較好了，弟弟妹妹都上學了。1967年，有段時間毛澤東睡不好覺，就起來到游泳池邊上散步。有一次，毛澤東想了解農村建設情況，便問陳長江，“城裡搞得挺那個的，農村裡怎麼樣啊？”隨后他又說：“長江啊，我給你15天時間，回去給我看看，農村的事怎麼樣。”散步轉了半圈后，毛澤東又說：“15天，說你們來回路程就要七八天的時間，在家裡一個禮拜是不是有點短呀？再加5天，20天。回去了解了解情況，回來跟我匯報。我還在中南海，不上哪兒去，有什麼事情交給你們的副指導員，副中隊長，下午你們就走。”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時刻思考著黨和國家的事業，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搞調查的精神，是今天特別需要提倡的樹立良好文風的基礎。
七、在實踐中作進一步調查
毛澤東寫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文章，最終目的是引導人們按照文章指出的內容去做的。這樣做了行不行？還要靠實踐檢驗。毛澤東從不把寫文章當解決問題，而是在實踐中進一步調查自己的提法對不對。應該說，這是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理論的東西之后更高層次的再調查。
（一）在親自推動落實中調查
所謂親自推動落實，就是寫思想政治文章的人，自己按照自己寫的東西去落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毛澤東把調查研究運用到這種方法之中，使調查又上了一個層次。如，關於支部建在連上的問題。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后，毛澤東考慮最多的問題是政治建軍，即如何把這支以農民為主的軍隊建設成為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下新型人民軍隊。為貫徹執行自“三灣改編”以來提出的各項建軍原則，紅四軍軍委明確規定支部建在連上，團、營兩級建立共產黨委員會，負責領導部隊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黨賦予的任務﹔實行新的黨代表制度，以黨代表擔任同級黨組織書記，擁有與同級軍事長官同等權力，領導官兵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協助軍事首長管理和指揮部隊。對這一重大改革，開始有的人認識不足，沒有體會到它對建軍的重要性，一些連隊黨代表工作抓不住中心。為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沒有因為自己決策正確就把問題推給下邊，而是一道做工作。他來到紅四軍下轄戰斗力最強的第二十八團召開各級黨代表開會，專題討論建黨問題。二十八團是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的，有2000多人，近千支槍。開會時，粟裕、趙爾陸、唐天際等連隊黨代表共30多人參加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建軍的重要問題反復作了闡述，重申了“支部建在連上”的重要性。講完后他要求大家發表意見，粟裕、唐天際等都談了自己的認識，表示回去后認真貫徹落實。會后，毛澤東幾次來到二十八團二連檢查支部建設情況。二連是南昌起義的第七十三團一個營縮編的，戰斗力強，在全團首屈一指。編入紅四軍后，龔楷任連長、唐天際任黨代表。一天，春雨綿綿，毛澤東打著雨傘來到二連駐地，聽了連隊匯報，仔細詢問了連隊各方面的情況后說：“你們這個連打仗雖不錯，但基礎尚不鞏固，還必須做到內部團結，軍民結合，並要把許多先進同志吸收到黨裡來，以建立堅強的黨的領導。”紅二連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落實，至1928年7月，黨員佔全連人數的三分之一，平均4人中有一名黨員，做到了班有黨員，排有小組。由於黨的工作扎根基層，緊緊抓住了士兵群眾，黨支部成了連隊堅強的戰斗堡壘，部隊戰斗力進一步提高，工作異常活躍，部隊面貌煥然一新，成為紅四軍一個打不垮、拖不爛、屢建奇功的英雄連隊。紅二連的發展壯大過程，充分說明了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我軍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根本保証。同時，也証明了毛澤東在文章發表之后仍做實踐性調查的風格。
（二）在不斷總結群眾經驗中調查
毛澤東在領導井岡山土地革命時，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以什麼區域為單位進行分田。實踐証明，以村為單位分田是不好的。因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小村的村民不僅田分得少，而且還是分差田。另外，邊界地區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為單位分田，豪紳地主階級易於利用封建宗族觀念制造矛盾，挑起姓氏沖突，破壞分田。而以區為單位分田也有缺點，因為區域過大，互不了解，有的人乘機瞞田，有的因所分之田在他鄉，不便耕種。毛澤東在總結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確定以鄉為單位分配，作為分田的主要辦法。接著遇到按勞動力分配土地還是按人口分配土地問題，邊界各地做法也不一樣。開始時，多數地方按勞動力進行分配。毛澤東在永新縣塘邊村專門進行了分田調查，制訂了分用臨時綱領17條，確定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還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經湘贛邊界第二次黨代表大會討論，以湘贛邊界工農政府名義正式頒布。盡管這個《土地法》還提出“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隻沒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隻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①等3個重要的缺陷，但它仍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第一部成文的土地綱領，第一次從法律上保証了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不僅為邊界土地革命運動的繼續深入開展創造了條件，而且為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積極參加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事關全局的大事終生調查，終生修改完善
毛澤東寫的文章、講話、報告等，沒有為寫文章而寫文章的，都是為了引導人們在實踐中運用的。因此，毛澤東的調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終生調查，終生修改完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最早為軍隊制定的紀律。1928年春工農紅軍在井岡山的時候，毛澤東為紅軍定了三項紀律,即：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1928年夏提出了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1929年以后，毛澤東又將三大紀律中的“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改為“籌款要歸公”，后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對於六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內容，從而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又親自代解放軍總部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開頭就講，“本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多年，其內容各地各軍略有出入。現在統一規定，重行頒布。望即以此為准，深入教育，嚴格執行。”①這些紀律，曾經是紅軍以及后來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團結人民群眾和確立人民軍隊對待俘虜的正確政策，都起了偉大的作用。1977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軍隊非講紀律不可，紀律鬆弛是不行的。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最后幾年，特別強調這個問題，親自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這是好多同志都知道的。”①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對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問題，毛澤東並不是寫出來就完了，而是親自抓了一生並不斷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完善。
八、規定調查為工作制度
毛澤東歷來重視調查，把進行社會調查規定為工作制度，規定為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和決定政策的基礎。
（一）什麼工作重要，就重點搞什麼調查
毛澤東強調調查，並不是什麼都調查，而是從實際工作需要出發，什麼工作重要就強調重點搞好什麼調查。1942年，由於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封鎖，經濟困難問題越來越突出，毛澤東開始調查研究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2月8日，他為寫《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致信南漢宸了解貿易、金融、工業等方面情況。13日，他又致信南漢宸收集糧食、稅收、貿易、金融、財政、供給等方面材料。20日，他再次致信南漢宸尋找經濟和財政政策方面的材料。毛澤東不僅自己調查研究經濟和財政這個問題，還要求所有高級干部注意調查研究經濟工作，要作為一種制度加強學習和研究。他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中明確指出，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制訂經濟工作的計劃，配備經濟工作的干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將此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僅僅委托於供給部門或總務部門就算完事。
（二）堅持從實際出發搞調查
這是毛澤東調查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開辟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不管局勢怎樣險惡，他從不放鬆對周圍環境的現狀和來源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行動方針，並且十分注意通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這是他之所以能夠不斷提出創見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毛澤東在1948年5月25日寫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中指出，“必須注意季節。必須利用今年整個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個月時間，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劃定的地區內，依次完成下列各項工作：（甲）鄉村情況調查。（乙）按照正確政策實行初步整黨。”①在此，毛澤東所列的多項工作中，第一項就強調調查。新世紀新形勢，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誠如毛澤東所說:“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麼？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②而且越是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面臨重要關頭，實施重大舉措時，越需要全黨同志從實際出發深入調查研究，到豐富多彩的群眾創造性實踐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三）重要問題堅持長期調查
所謂重要問題，就是那些在實際工作中需要掌握而目前還沒有掌握或掌握的還比較少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可能很容易地找到正確答案，需要作長期的調查。毛澤東對重要問題的調查從不含糊。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在《關於農村調查》中強調，“情況是逐漸了解的，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我們的調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驟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工夫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之后，毛澤東認為“在當時我對於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所以，從我個人調查農村來說，是經過六七年的時間的。”①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講到，“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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