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緣何為《八一宣言》潤色

為“八一宣言”建言潤色

1935年7月30日夜，胡秋原結束度假返回莫斯科。王明在寓所為胡秋原接風。

晚飯后，王明對胡秋原說：“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已於7月25日開幕。這次大會就是要將我們談的反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政策正式向全世界宣布。明天輪到我發言，我准備代表我們黨發表一份告全國民眾宣言。此文關系重大，所以特請秋原兄不吝惠正。”

“王先生何必那樣客氣，我一定認真拜讀。”胡秋原立即說。

這裡所說的“宣言”，就是后來推動全國抗日的《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保加利亞的季米特洛夫當選為總書記，王明是19個主席團成員之一，中共代表毛澤東、王明、周恩來、張國燾等4人當選為執行委員，秦邦憲和康生當選為候補委員。王明則是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產黨發言。

因王明於1934年9月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委員會，對斯大林及共產國際在策略上的重大轉變早有所知——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批評了片面強調“下層統一戰線”的觀點，提出了改變統一戰線策略的問題。此后，共產國際一再致電和發表文章，建議各國共產黨同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談判，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法共人民陣線的建立，又為這一新策略路線的現實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証明。所以，王明根據這一新策略，在對國內臨時中央和東北各級黨部傳達號令的同時，擬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前夕，仿效法共的做法，起草一份宣言。

關於起草《宣言》的過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吳玉章曾告訴胡秋原，1935年6月在莫斯科聽到《何梅協定》、平津日寇屠殺國人及上海《新生》事件等消息后，吳就急電在蘇聯療養的王明共商對策，提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同年7月，王明回到莫斯科后，用了4天時間起草了《宣言》初稿。

另據蘇聯1956年移交的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載：1935年7月14日，代表團召開了由王明、康生等13人參加的會議。會議首先原則通過了王明起草的《宣言》，接著決定由王明、康生等7人組成一個委員會，對文字加以修改並寫一封加以解釋的信。要求宣言在7月15日修改完，解釋信則在7月20日以前定稿。由於此間胡秋原正在黑海度假，未參與討論，故王明特地單獨征求其意見。

胡秋原一目十行地看著王明的手稿，頓時被文中的內容尤其是“十大綱領”所吸引，贊揚之聲不禁脫口而出：“王先生這篇力作真可謂字字千鈞，而且與貴黨過去的提法有所不同：沖破了‘關門主義’的小圈子和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比去年（1934年）所提六大綱領，更為完善。反映了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願望。”

“說實話，我在起草時，認真總結了我黨最近7年來的工作和斗爭的經驗與教訓，就考慮要與以前的宣言有所不同。當然，起草的指導思想既包含共產國際總策略方針的要求，也受了秋原兄的影響，有的地方甚至引用了大作中的一些句子。不過，我今天請你來的目的，不是聽你的恭維的！還望老兄多發表高見。”

胡秋原知道，這裡的“共產國際總策略方針”，是指斯大林及其主導下的共產國際，通過中國代表團和蘇聯駐華使員，要求中共盡最大可能與國民黨合作，並盡量避免與國民黨發生摩擦，共同抗日，以牽制日軍，減少對蘇聯的壓力。時任蘇聯駐華武官、蔣介石軍事顧問崔可夫，晚年的回憶錄《在華使命》中披露，斯大林曾對他說：“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面作戰。”

在胡秋原看來，斯大林此舉的本意雖非救中國，亦非救中共，但客觀上順應了當時中國的民心。

而王明所說引用胡秋原的文章，則是指胡發表於《救國報》上的《抗日就是一切，一切歸於抗日》一文，后收入胡秋原著述《中國革命根本問題》。所以，胡對王說：“謝謝先生信得過我。我事先聲明，剛才我可不是恭維，而是發自肺腑之言。不過，有幾處的用字遣詞，我倒有點不成熟的意見。”

“請老兄直說！”

“我認為，作為中共的宣言，雖然是呼吁全國同胞，但主要對象還是國民黨。原則上，對於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固然應該批評，但我們對它轉向抗戰應抱殷切期望。所以，在提到國民黨的地方，行文要留有余地。當然，這是我的一管之見。”

“老兄高見，我一定認真修改。今天晚上我還要再仔細地看一遍，明天以明電碼（即通用的明碼電報）發給上海、南陽和美國的中文報紙，然后再譯為各國文字。”

事實上，王明修訂后的《宣言》，在“國防政府”的10條“行政方針”（又稱“十大政綱”）中，採納了胡的建言的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面目。而在全文的第三段將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等列為“賣國賊”，稱黃郛、楊永泰、王揖唐、張群為“老漢奸”。

事后，王明曾向胡秋原透露，他在共產國際大會上所作的詮釋《宣言》的長篇發言，講了一整天還沒有講完，夜晚又接著講。這一發言后改名為《論反帝統一戰線》，其講話摘要刊登在聯共機關報《真理報》上。在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團上，王曾向斯大林匯報了《宣言》的要點。斯大林明確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欺軟怕硬……你們中國這麼多的人民，隻需團結合作，隻要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

《宣言》定稿后，王明將它翻譯成俄文，又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季米特洛夫的報告和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明確表示：“我們贊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國共產黨這一倡議：同中國一切決心真正救國救民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

《宣言》首次公開在報刊發表是1935年10月3日（《救國報》第10期），因其落款時間與明碼電報的發布時間均是1935年8月1日。故名《八一宣言》。

由此可見，《八一宣言》的出台既有國際因素，又有國內因素，雖然主要撰稿人是王明，但也吸收了代表團成員和《救國報》等中外專家的意見。

王明一直視《八一宣言》為自己的得意之作。1935年11月，他在《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中寫道：“開始認真應用這個新政策的具體表現，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共同署名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又說：“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宣言》，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歷史文件，這是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為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的具體提議。”

毛澤東也多次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決議、1936年12月的對西安事變通電以及1937年2月的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