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緣何為《八一宣言》潤色

《救國報》起死回生

1935年11月中旬，正在《救國報》蒸蒸日上、准備發行第16期之際，忽然半路殺出了程咬金——法國政府竟棒喝“停止郵寄”。

經查實，其導火索是《救國報》刊載了一封蔣經國痛斥蔣介石為“惡丈夫”的公開信。

胡秋原告訴筆者，蔣經國旅蘇期間，蘇聯兩大報紙《消息報》與《真理報》曾刊發過其兩封公開信，均轟動一時。

第一封公開信發表於1927年4月下旬，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后。

蔣經國是第一次國共合作蜜月期的1925年10月底，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行前遵蔣介石之命加入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是年10月1日在日記中寫道：“我再次提示經國，我決定允許他到俄國進修。”

抵達莫斯科后，校方給蔣經國取了一個俄國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1927年秋至1930年5月，他轉入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院學習，並在此加入共青團與共產黨。

四一二事變前，蘇聯一直視蔣介石為中國革命的“英雄”，蔣經國自然是鮮花簇擁的“好漢”。可是，隨著父親“清共”變為叛徒，兒子差一點成為“混蛋”。

那是1927年4月18日夜，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全體師生召開了聲討蔣介石大會。17歲的蔣經國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毅然沖上講台，信誓旦旦地表示：“當蔣介石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同流合污。蔣介石一度是我的父親和革命朋友，現在卻成了我的敵人。幾天前，作為革命者的他已經死去，現在活著的是他反革命的靈魂。打倒反革命蔣介石！”

4月21日，蘇聯的第一大報紙《消息報》在刊載的《父與子》一文中，摘錄了蔣經國譴責蔣介石的公開信《嚴正聲明》。蘇聯的國家通訊社、國際性通訊社之一的塔斯社立即予以刊載，一時間迅速傳遍世界各地。時為中國國民革命中心的武漢，報紙也是連篇累牘地報道。其中漢口《人民論壇報》於4月24日在第一版全文刊發。蔣經國的公開信雲：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不管你讀不讀得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復你曾經在信裡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意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后我不再認你為父。”

第二封信發表於1935年9月，是蔣經國寫給生母毛福梅的公開信。

這封信有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由王明代筆、蔣經國簽名的公開信，先在《救國報》上首發，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也於1936年1月全文轉發。信中譴責蔣介石是“全體人民公敵，因此也是他兒子難以和解的敵人”。同時信中還遣責蔣介石是一位“惡丈夫”，聲稱他“以這樣的父親為恥”，無顏回國見江東父老。信中寫道：

“母親！您否記得是？誰打了您，誰抓了您的頭發，把您從樓上拖到樓下？那不就是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哀求讓您留在家裡，那不就是蔣介石嗎？誰打了祖母，以至於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對待親上的孝悌與禮義。……你的兒子現在非常了解人的生活，以及解放受榨欺、壓迫人民的方法……他絕不會回國去，宣揚那個吹噓大話的父親手中勉強抓住的怯懦的武器。”

台灣國民黨黨史館館藏蔣經國回憶錄透露了此信發表的過程。那是共產國際七大會議之后的一天，王明對時為烏拉爾馬許工廠的《重工業日報》副主編蔣經國說，時下國內謠言紛傳，你在俄國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稟告母親，你在這裡工作完全自由。隨即王明把自己擬好的一封信交給蔣經國簽名，不料，當場遭到蔣的拒絕。后經朋友勸說：如果簽署這封信，日后可能有機會回國。蔣這才勉強接受，並在原文中加了一句話：如果母親想見兒子，請到西歐來會面。

另一個版本則是根據雅哥達的建議，由蔣經國親筆所寫的信。據蔣經國回憶，他在王明的代筆信上簽名后的第二天，二人一同去見蘇聯情治機關——國家安全部首腦雅哥達（Genrikh Yagoda）。蔣經國原以為雅哥達是個冷面孔，沒想到，接見他們時，雅哥達和顏悅色，並以同情的口吻，要求王明銷毀其代筆信。雅哥達還指導蔣經國自擬一封家書，信中不直接表達回國的願望，隻“表達思家之情”。例如，“我無日不盼望著再嘗嘗久已未嘗的家常小菜”。王明雖然當場接受了這一封信，可是卻把他代擬的那封信送回中國，並透過《救國報》與《真理報》公布全文。

胡秋原分析，這封“公開信”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斯大林。因為國民黨收到中共用明碼電報發布的《八一宣言》電文后，蔣介石集團並未公開表態。於是，斯大林想通過公開披露“蔣氏父子反目”的消息，作為刺激蔣介石的一著妙棋，以達到逼蔣抗日之目的。

這份轟動一時的信件，繼《救國報》1935年9月首發后，《真理報》1936年1月、《紐約時報》1936年2月又相繼轉載，一時間傳遍中外。

《救國報》輾轉傳到蔣介石手裡，他真的被激怒了，當場破口大罵，恨不得馬上封報抓人。只是《救國報》遠在法國出版，他鞭長莫及。於是，蔣介石急令駐法大使向法國政府施壓，強烈要求取締《救國報》。法方雖標榜言論自由，但為了減少外交糾紛，便以內閣的名義對《救國報》喊停。

《救國報》是中共唯一在海內外發行的機關報，一旦停刊，將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為此，王明即派歷經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討袁戰爭、北伐戰爭的老將吳玉章，到巴黎進行交涉。吳后來在《關於〈救國時報〉的回憶》中說：我去找法國共產黨的同志商量復刊事宜，他們對我說：“這不是什麼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次令《救國報》停刊，是法國政府為了外交關系由內閣決定的﹔起訴與抗議均無濟於事。”並說：“好在法國政府向來標榜言論、出版自由，如果把報頭的漢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繼續出版。”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在開展，國內人民和國外華僑紛紛來函訂報，而且報紙的紙版要從莫斯科航空寄來，如不及時解決，就會造成報紙脫期。於是，經請示領導同意，迅速改稱為《救國時報》。《救國時報》在一二·九運動爆發那天更名復刊，法方也沒追問。

《八一宣言》猶如發聾振聵的號角，通過《救國報》在國內外廣為傳播，迅速卷起一股愛國浪潮。不論是愛國將領、一二·九運動愛國學生，還是東北抗日聯軍，或是海外華僑，都將其視為共赴國難的連心橋。當時，退居泰山的馮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開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從吳玉章那裡見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動，潛到美國去宣傳”。許多旅美華僑於1935年12月聽完方振武的演說后，立即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國防政府。張學良在1935年11月間從杜重遠那裡了解到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后，當即表示同意與紅軍聯合抗日，並要杜重遠幫他與中共取得聯系。一位華僑讀者曾致函《救國時報》說：“凡是讀過本報的人，都憤恨日本和一切賣國賊漢奸，而且爭先恐后地要先讀貴報。記得有一友人帶《救國時報》一張往馬六甲，該報由僑胞互相傳遞，直至破爛不堪，字跡模糊，還是不肯放手。”

《救國時報》發行后，陳雲通過關系從上海商務印書館搞到一套漢字銅模，可以直接在巴黎編排印發，縮短了出版周期。剛剛復刊時為周刊，很快改成五日刊、三日刊。

由於《救國時報》貼近讀者，發行面廣，影響大，行銷祖國各地與海外43個國家和地區，擁有2萬多訂戶，其中海外9600余戶。該報通過連續報道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抗日動態、軍人來信，起到了傳達信息、激勵斗志的作用。當報紙遇到經費困難，該軍總司令楊靖宇勒緊褲腰帶捐助，並來信說：“貴報內容之精彩，議論之正確，而所標出宗旨為不分黨派，不問信仰，團結全民，抗日救國，正與敝軍之宗旨相合……”

潘漢年曾告訴胡秋原，對於《八一宣言》的產生和發表，當時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並不知道。同時，上海中央局機關遭到破壞，工作了4年之久的上海地下電台停止工作，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失去了電訊聯系。中共和紅軍陷入了極端艱難困苦的境地，又受到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因而對於外部世界所發生的事所知甚少。

當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四川阿壩州聽說《八一宣言》時，以為是國民黨所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26日在毛爾蓋索花寺院召開擴大會議后，專門派潘漢年前往蘇聯了解真相。為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中華全國總工會駐紅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張浩（林育英），於1935年11月取道蒙古回到陝北，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才了解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並據此在瓦窯堡會議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人們從會議通過的《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八一宣言》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