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胡秋原是我國著名愛國學者，生前見証與參與了國共三次合作，有“台海破冰第一人”之譽。筆者在撰寫《胡秋原全傳》期間，通過採訪傳主與查閱解密原始檔案發現，王明曾請胡秋原為《八一宣言》潤色。
王明力邀胡秋原赴蘇
1933年1月17日，王明秉承共產國際的旨意，起草了“一·一七宣言”，並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此宣言雖仍稱呼“國民黨軍閥”，但提倡“聯合”，頗具《八一宣言》的雛形。同年1月26日，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了《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對滿洲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提出了在滿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的要求。
1934年12月25日，應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之邀，流亡在英國的胡秋原來到了莫斯科。王明專門設家宴為胡秋原伉儷接風，有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米夫與康生夫婦作陪。
飯后，王明、米夫、康生與胡秋原言歸正傳。
也許是考慮到胡秋原參加過1931年至1933年間的“文藝論戰”與“福建事變”，是“左”傾“關門主義”的受害者，為了打消其顧慮，王明鄭重其事地從口袋中取出一份准備好的稿子，足足講了一個小時。王明闡明了自己從1931年9月隨米夫到蘇聯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以來中共政策的調整，其中包括1934年11月14日王明起草的致中共中央的信。王明在講話中批評了中共中央對第十九路軍採取“關門主義”方針，最終導致“福建事變”失敗，從而加劇了蔣軍對紅軍的“圍剿”的錯誤。
王明一邊說，一邊從桌上拿著一疊俄文、英文和中文文件，請胡秋原看。他強調指出，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突破了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后，正在進行萬裡長征。由於國內的白色恐怖，在群眾中無法公開出版黨的刊物，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為了團結全民抗日救國，中國代表團決定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機關報的名義辦一份周報——《救國報》（1935年12月9日更名為《救國時報》），在莫斯科編好版，寄到巴黎印刷發行。因為久仰胡秋原多年來一直主張抗日，文筆犀利，作品頗豐，所以特地邀請其來蘇聯。
說到抗日宣傳，胡秋原可謂一腔熱血。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他毅然放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籍，回國投身抗日宣傳。先后在上海、福建主辦過《文化評論》《讀書雜志》《抗日戰爭號外》和《國民日報》等，《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就是出自他的手筆。所以，胡秋原聽了王明的一番新論后，立刻引起共鳴，他說：“貴黨准備全力抗日，這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不過，據我所知，貴黨會寫文章的人大有人在，在下何德何能能肩此重任？”
“秋原兄，不怕你笑話，我們在莫斯科同志之中，無一人懂日文。而你精通日文與英文，能用第一手資料為《救國報》寫文章，以光篇幅。我們本來等待你來寫發刊詞的，因為准備1935年元旦出創刊號（實際延期到1935年5月15日創刊），時來不及，隻好自己寫了，這裡有一張清樣，請你指教。”王明說。
胡秋原見王明的態度非常誠懇，也明確表態：“中華民族，抗日則生，不抗日必亡。世界安危和中國存亡都到了決定關頭。貴黨此時辦一份抗日報紙，在下願盡一己之微力。不過，我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隻能寫我能寫、願意寫的文章，在這范圍之外，非我力能所及了。”
王明一骨碌站起來緊緊地握著胡秋原的雙手，說：“非常感謝先生接受我們的邀請。我完全明白先生的意思。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胡先生關於抗日救國問題的分析和主張。”
“不知報社是否有日文資料？”胡秋原問。
“瓦爾加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研究所，有很多日本報紙、雜志和書籍，可以借閱。”米夫插話說。
“那就好。”胡秋原說。
臨別時，王明告訴胡秋原，改天會派人去看他，並洽談有關具體事宜。
次日，受王明委派，一位俄國名字為胡加可夫的中國留學生，陪同胡秋原到瓦爾加圖書館查閱日文資料。嗜書如命的胡秋原一走進圖書館，頓時被琳琅滿目的書刊所吸引。胡加可夫說到，“外國工人出版社主任是一俄人，而《救國報》是由出版社中國部主辦，由李明（立三）同志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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