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正確引領對蘇聯歷史經驗的認識

國內反響

1956 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基本完成之際，毛澤東更加關注經濟建設問題，開始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探索。《論十大關系》是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一論”為這篇重要文獻的形成貢獻了許多重要思想。“《論十大關系》從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以蘇聯為鑒戒）方面，《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則從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方面，為中共八大的召開做了思想理論准備。”“ 一論”成為八大前后一些地方自主開展學習活動和整風運動的主要參考文獻。

同年5 月31 日，《人民日報》第3 版發表紀念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發表15 周年的文章。該文認為，《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從理論和實際的有機結合上科學地分析了教條主義，深刻論述了從實際出發的問題。該文引用“一論”中的一段文字，說明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革命經驗上存在的教條主義習氣：“死啃書本、硬搬外國經驗”，而《改造我們的學習》則是破除教條主義迷信的一個有力的武器。可以看出，理論工作者已經注意到“一論”若干論述所具有的實際意義了。同月26 日，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在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中，談到“批評問題和學習問題”時介紹了4 篇文章，其中之一即為“一論”。他指出，這是“對斯大林同志的批評，斯大林是既有大功勞，又有大錯誤，而功勞多於錯誤的同志”，以此說明“可以有這樣的批評，既不是過火的打擊，也不是不痛不痒，而能使很多人得益的批評”。他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向人民民主國家學習，向世界人民學習，但在學習蘇聯時，學習方法不是教條主義的機械搬運，而是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1956 年7 月25 日至8 月1 日，中共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總結了7 年內黨領導工農業生產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成就和經驗教訓，認為還存在著一些嚴重缺點和錯誤，最主要的是山西黨和政府領導機關中滋長著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有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為改變上述情況，會議決定以一年的時間組織縣委以上干部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件，結合實際工作，揭發和批判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

同年8 月25 日，河北省市級以上機關中的黨員和干部開始學習“一論”等整風文件，邊讀文件，邊聯系機關實際，揭露領導工作中的問題。從同年9 月1 日起，陝西省級、西安市級和縣級機關部、科長干部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論”五個文件，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

同年9 月初，山東省省級機關中層以上干部，為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克服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開始學習“一論”等五個文件，檢查實際工作存在的有害思想作風，研究改進工作。同期，中共青島市委也在縣委以上干部中布置學習“一論”等五個文件。

在中共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繼承“一論”中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思想觀點，提出了加強黨內教育以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任務。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繼承和發展了“一論”中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實行群眾路線的思想觀點，提出了一系列正確原則：“繼續保持正確的、健全的領導，根本問題是在於努力減少黨組織和黨員在思想認識上的錯誤”﹔“為了有效地反對主觀主義，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努力來提高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為了有效地反對主觀主義，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應當大大加強對於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為了力求黨的領導工作符合於客觀實際，便利於集中群眾的經驗和意見，減少犯錯誤的機會，必須在黨的各級組織中毫無例外地貫徹執行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擴大黨內民主”﹔“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於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等等。這些規定，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

“一論”、“再論”是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學說形成的重要環節。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一論”一般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指出：“有一些天真爛漫的想法，仿佛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會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証法。各個社會的矛盾性質不同，解決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會的發展總是在不斷的矛盾中進行的。”“再論”一文則在開頭就提出關於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作為全篇立論的根據。 “再論”發表后在國內形成了一個討論熱潮，但“再論”主要是說國際方面的問題，很少說國內方面的事，並且關於人民內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決，也沒有進行詳細的分析，隻有一個原則的說明。對“再論”的討論熱潮很快被討論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熱潮所替代。

對“再論”的討論主要以兩種方式出現，其一是作為文件加以學習，如“再論”第一次在廣播電台廣播時，清華大學學生冒著嚴寒站在露天的喇叭下聽廣播，次日讀報紙后，組織學習討論。山西省各級組織根據“再論”精神，集中地向人民群眾進行關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教育，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的教育，關於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個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民主與專政、黨與群眾之間的正確關系的教育。通過開展討論、領導干部作報告等辦法，肯定正確的思想，批判錯誤的思想。

其二是引用“再論”觀點，捍衛正確觀點和方法。如陸定一《略論是非關系——學習‘八大’的筆記》一文提出，對黨內的是非問題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以對斯大林錯誤的分析和功過的估計為例，認為“一論”、“再論”“說得十分明白和正確，又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具體分析的榜樣”。陸定一引用“再論”對社會主義矛盾的分析，認為這是將辯証唯物主義應用於社會主義社會。

值得一提的是，1957 年1 月15 日，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委員會籌備委員會、《解放日報》編輯部、《學術月刊》編輯部聯合舉辦“再論”座談會，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高等教育科學工作部負責人應邀出席。與會者一致強調文件的政治意義：它不僅總結了我國革命實踐中的經驗，同時在理論上概括和闡發了當時國際關系中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它對學術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學習“再論”有助於提高理論水平和實踐水平。多數與會者還認為該文件著重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修正主義思潮，為捍衛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加強社會主義國家間團結，必須站穩立場，劃清敵我，明辨是非。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點認識：第一，“一論”、“再論”在中國領導層中形成的反響，主要體現為開始深入探討如何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探索中國適合中國國情需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完善和發展黨的民主集中制﹔第二，“一論”、“再論”在國內反響的表現形式主要包括：作為文件加以學習、為實踐提供理論借鑒，作為觀點和方法的載體加以運用，以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立場，作為學術研究對象加以討論，以擴展視野、剖析社會思潮﹔第三，“一論”、“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形成過程的重要環節，它們所包含的思想理論觀點為黨的重要文獻如《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吸收、堅持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