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歷盡“文革”磨難

2014年01月06日09:3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干校生涯

胡耀邦經歷了兩年多的批判斗爭，受盡人間的磨難和凌辱。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號命令”，胡耀邦開完九大會議，與團中央機關和各直屬單位2000余人，一鍋端地到河南潢川縣黃湖農場辦的“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胡耀邦白天參加沉重的勞動，夜晚書海行舟，博覽群書，手不釋卷。

這時，胡耀邦家分五處，各奔東西：胡耀邦在河南，長子胡德平、三子胡德華均在部隊鍛煉，女兒李恆在偏遠的一家工廠勞動。每周，李昭寫四封信，分別寄給胡耀邦和三個子女，傾訴遙遠的祝福和深切的期望，真是“浩劫連數載，家書抵萬金”。殷殷賢妻情，拳拳良母心，洋溢字裡行間，催人奮發，感人肺腑。

胡耀邦來“五七干校”，分配在一連一排一班，先住在幾十人合住的倉庫裡，后來搬進方砦村一間草房裡。這裡住了機關行政處的十幾個同志。這時候，他每月隻有30元生活費。他和大家一樣，買菜票到食堂去排隊打飯，抽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煙。由於遠離了“群魔亂舞”的京都這個是非之地，呼吸著大自然的清新空氣，每天和群眾生活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精神為之一振，飲食逐漸增加，身體也日益壯實起來。

胡耀邦來到方砦村，連隊開始分配他在場院勞動，他推谷晒場，或用風車揚谷。每到天氣乍變，即將下雨的時候，一袋一袋地往倉庫送。他不願受照顧，要求干些重活，連裡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頂，當小工。后來，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車拉石頭，什麼苦活累活都干過，而且事事帶頭，還經常幫助年老體弱的同志完成勞動定額。他每天上工總是走在隊伍的前頭，收工時總是最后收拾工具。無論刮風下雨，還是酷暑寒冬，他天天如此，從不懈怠。

1971年6月間，淮濱地區暴雨成災，白鷺河水倒灌，黃湖大堤隨時有淹沒的危險。各連都組織了突擊隊，日夜冒雨上堤壘土加高堤壩，以防險情。一天傍晚，第六連突擊隊從堤上撤下來吃晚飯，路過一連防洪段時，在暮色迷蒙中，遠遠地望見高高的圍堤上，有個戴斗笠、扛鐵锨的人影，在大堤上來回巡邏。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著，堤外響著洶涌的濤聲，大家走到那人影面前，發現他原來就是胡耀邦。

干校人多，住房十分匱乏，各連都要蓋草房。胡耀邦參加了一連的托坯勞動。盡管他年過半百，個子矮小，但仍和小伙子一樣干得挺歡，和大家一起促膝談心，互相傾吐勞動的感受。

胡耀邦來干校不久，就和大家相處得很熟。他待人和藹可親，大家都願意和他談心。有的干部對有人批團干部是“生產團”、“反毛澤東思想”有疑問，找胡耀邦談心，胡耀邦直率地回答：“說我們是‘生產團’，我也想不通。”他拿出隨時攜帶的《團章》說：“你看，團章上明明寫著：‘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這是反毛澤東思想嗎？”班裡成立了黨小組，大家選胡耀邦當小組長。他也不推辭，總是按時開小組會、收黨費。有一次，他在小組會上說：“張聞天、鄧子恢同志當了四屆人大代表，這就體現了黨的政策和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總要讓每個人各得其所嘛！”大家聽了頗受啟發。

每逢假日閑暇，“五七戰士”常到胡耀邦住處找他聊天。大家坐在自己建造的土牆泥屋宿舍裡，坐在硬板床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大家感到這是一種享受。他身處逆境，仍樂觀豁達，談笑自如，幽默風趣，說話寓意深刻。他的連珠妙語給大家帶來了愉悅和思索。

1972年末，干校清查“5.16分子”，曾參加大聯委的武如春被懷疑受查，他覺得很委屈，去找胡耀邦傾吐苦衷。胡耀邦安慰他，不要因此泄氣，年輕人應該學會坐冷板凳，也不怕坐牢、殺頭。他用《后漢書》上孔稚圭治家說過的幾句話來勉勵他。武如春聽不太懂，胡耀邦拿起圓珠筆，在一張紙上疾速地寫下了如下兩行對仗工整的句子：

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

以四海為任者，不顧小節。

胡耀邦行筆流暢，筆鋒剛勁，武如春將胡耀邦的墨跡視為珍寶，收藏起來。他久久地思考著“坐冷板凳”的話，心情漸漸地開朗起來，“5.16”問題不久也被查清，他如釋重負。

胡耀邦在“五七干校”勞動改造期間，身處逆境，度日如年，卻十分關心老團干和受迫害同志的處境，征詢他們的意見，關心人們的疾苦。

《中國青年報》原副總編輯鐘沛璋，以“摘帽右派”的身份下放到“五七干校”，對這位早已淪為“專政對象”的“賤民”，誰也不敢搭理他，躲之猶恐不及。一次，他的愛人陳敏在干校泥濘的路上拉著坐著孩子的板車，艱難地往前行進時，突然感到一陣輕鬆，她驚奇地回頭一看，竟是胡耀邦幫助推車。陳敏向他反映，他們在東北建設兵團的大孩子，在“文革”中被無端地打成“反革命”，但不好意思開口向他求助。胡耀邦主動答應幫忙，隨后向當時擔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寫信，請求查清事實，使他的兒子得到平反。

1969年的一天，原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項南在農機部“五七干校”勞動，他拉著板車在路上走，正好胡耀邦也拉著板車出去。項南快走幾步去跟胡耀邦打招呼，可他不理不睬地走開了。回京后，項南問及此事，對胡耀邦說：“為什麼那天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理我？”胡耀邦坦誠回答：“我們都帶上‘走資派’帽子，若見面交談，有人就馬上抓住把柄，捏造罪名，這不是自找麻煩嗎？在這種時候，最好誰也不找誰，尤其是我們這些頭面人物，免得授人以柄。”胡耀邦身處逆境，就這樣時刻關心著保護他人。

原河南團省委干部趙鳳岐回憶說，她曾特意到潢川“五七干校”看望自己敬仰的老首長胡耀邦，劫后相逢，百感交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胡耀邦仍和往常一樣，非常樂觀、豁達，他詢問了河南一些情況后，再三征求趙鳳岐對他的意見。趙鳳岐實在說不出什麼意見，胡耀邦就誘導她說：“我們在團干工作崗位上這麼長時間，不會沒有什麼意見，遼寧的畢文廷（原遼寧省團委書記），我們很熟悉，可是他曾說過，他怕我！你怕不怕我？是不是我的作風太簡單、生硬？”沉默片刻，趙鳳岐回答：“我沒有這個感覺，總覺得你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哈哈哈！”胡耀邦大笑起來，謙和地說：“怎麼可能呢？我征求你的意見，你一點也沒有，是不是不敢說呀？”

趙鳳岐實在對胡耀邦提不出什麼意見，最后談了自己和一批老團干部的感想：“九大召開時，我聽說周總理曾提到你當中央委員，河南的一些團干部為此都非常興奮，互相傳遞喜訊。可是九大中委名單公布時，竟然沒有你。我們都像又遭了一次霜打雪澆似的，感到莫名其妙，不是滋味。這到底是為什麼？”說到這裡，趙鳳岐眼裡含著淚花。胡耀邦用手捏著脖子，神情嚴峻，眼裡閃著異樣的光彩，似乎也有淚珠在滾動。趙鳳岐見此情景連忙岔開話題。

原來，由於林彪、“四人幫”一伙的陰謀陷害，胡耀邦的九大代表資格被無故取消了，當毛澤東發現代表名單裡沒有胡耀邦的名字時，生氣地問：“怎麼九大代表沒有胡耀邦？”“四人幫”裡的一個黨羽忙出來打圓場：“是因為別人不投票選他。”“別人不選我選！”毛澤東堅決表態。在他的關懷下，胡耀邦才參加了九大。但“四人幫”設置障礙，使胡耀邦未能進入中央委員會。

親切交談中，胡耀邦談到，他在潢川“五七干校”時，見到農民群眾自帶干糧去修鯰魚山水庫，還發現有的人連干糧都沒有帶，要跑到外縣幾十裡干那麼重的活，要吃多少苦啊！河南歷史上發生過浮夸風、強迫命令的錯誤，可要注意不要重犯呀！他要趙鳳岐給當時的省委書記捎個信，說說他的意見，要以史為鑒，關心人民的疾苦。胡耀邦自己尚處在極度困境中，還一心想著人民群眾，實在令人感動。

干校學員對胡耀邦最欽佩之處，是他在逆境中一如既往地堅持讀書。

每日，胡耀邦與其他學員一樣，拉石頭、托坯、插秧，樣樣重活、臟活都干，年輕人干了一天回來，身子骨像散了架似的腰酸腿疼，到了晚上都要早早地躺下來，而胡耀邦照例要堅持夜讀。夏夜，室內悶熱，蚊子叮咬，年輕人都到室外通風處，打著扇子乘涼、聊天，年過半百的胡耀邦，卻獨自鑽進蚊帳裡，點上小馬燈，戴上老花鏡，讀起他的“三部四卷”（即馬恩選集四卷、列寧選集四卷、毛選四卷），他一邊讀，一邊在書上畫許多紅杠杠，讀罷就做筆記。1972年，他回京休探親假時，楊春祥見他又提行李又抱筆記，上前幫他拿，胡耀邦隻把鋪蓋卷交給他，他指著胸前抱的一大摞筆記幽默地說：“這些筆記本不能讓你拿，弄丟了你賠不起啊！”這是他兩年多的學習體會和讀書摘要，這些筆記本比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要寶貴。

不久，楊春祥被分配到陝西省一個工廠去當宣傳科長。胡耀邦問他：“干部必讀六本書，你看了沒有？”小楊回答：“我讀不進去。”胡耀邦嚴肅地問他：“你當宣傳科長，不讀馬列的書，怎麼宣傳馬列主義？”接著他激動地說：“我們這些人，過去所以上當受騙，原因就是馬列的原著讀得太少了，沒有真正地掌握馬列主義！”小楊聽了很受感動，連聲說：“耀邦同志，你放心好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讀書！”

胡耀邦后來回憶這段生活時說：“關牛棚也是一種鍛煉，不全是壞事。我們這些人，平時忙忙碌碌，讀書時間少，進了牛棚，靠邊站了，正好是讀書的大好時機。”在干校接受批斗的日子裡，他在“牛棚”裡讀完了四大本《列寧選集》。后來《列寧選集》被造反派收走了，說他沒資格讀馬列主義，他又讓家人送來《毛澤東選集》四卷。書中有的文章，如《實踐論》、《矛盾論》等，他反復閱讀，字裡行間用鉛筆畫了幾種符號，有的還作了詳細的讀書筆記。他深有體會地說：“‘文革’中我有一條體會是12個字：靠邊站，別閑著，多讀書，想問題。”

1971年10月，經中央批准胡耀邦離開“五七干校”回京治療休養。但他是個閑不住的人，埋頭看書學習，不僅讀馬列經典著作，還博覽文、史、哲、科技各類書籍。他曾請北京市委副書記周世賢等到書店幫他查找、購買所需要的書。胡耀邦夫人李昭曾帶領筆者到胡耀邦書房參觀，隻見書房擺滿了古今中外各種各樣的書籍，他生前反復閱讀。李昭回憶說，有次看見他讀古書，便問：“你還讀這些老東西干什麼？”他回答說：“我現在靠邊站了，這倒可以利用這個難得的好機會，多讀一點充實自己，活到老，學到老啊！”他曾對一位老戰友的孩子張凱說：“我和你爸爸都未進過大學，但自信超過大學水平了，憑什麼？憑拼勁，憑鑽勁。我讀《楚辭》不要帶注釋，就靠《辭源》啃了兩個月，啃下來了，活著就要拼命讀書，活到老，學到老。”

正因為胡耀邦一生手不釋卷，博覽群書，勇於實踐，才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改革家的非凡膽略和氣魄。

在團中央系統2000多名干部的心目中，胡耀邦仍然是第一書記，也是共同戰斗的學員。他在干校的后期，軍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結論上簽字，認為他態度不好，決定讓他到各連隊去勞動（每連待一個月），接受“群眾的批判”，由於一連和其他連的同志的抵制未能實現。在黨內選舉一名十大代表、全校推舉一名四屆人大代表時，同志們不顧重重阻力，照樣選舉他當代表，雖然遭到“上頭”的否決，另選兩名青年同志當代表，但說明黨心、人心是不可悖逆的，胡耀邦仍享有崇高的威望。

1972年4月，駐團中央的軍代表對胡耀邦在“文革”中的問題，作了審查結論，給他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后，義憤填膺，逐條加以反駁。軍代表問他：“那你在干校的檢討還算不算數？”胡耀邦理直氣壯地說：“在干校的檢查，一是受林彪路線的影響﹔二是好多書記的檢查都上綱了，我作為第一書記應當承擔責任。你軍代表說摘要送中央，我說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胡耀邦在《對審查報告的幾點意見》中說：“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如果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建議軍代表的審查報告直送中央，而不必叫我簽字。”胡耀邦是個堅持原則的人，他始終沒有在審查報告上簽字！

就在拒不簽字的第三天，即1972年11月10日，當“四人幫”在台上瘋狂表演之時，他在干校給黑龍江兵團某戰士——原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員，寫了一封很長的復信，信中最后說：

我很幸運，能夠活下來，並且同你們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時的專門為個人權勢作惡的家伙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了，變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為祖國為人民利益勇往直前地奮斗的同志，卻在人民群眾心靈深處生根開花。這是最值得記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決定著我們一生時刻要忘卻什麼，追求什麼。

我記得楊華同志是北京共青團干部，1954年任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隊長，率隊赴北大荒墾荒，也還記得其他一些同志，我沒有同他們另外寫信，如果你有功夫，我希望你把我上面的一些意見轉告他們，請你代我向他們問好……

胡耀邦在干校的最后一年，看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他預見到“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也一定將在不久的將來，被人民群眾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常言道：“真理在手，心裡不愁。”這就是他屢遭磨難、愈挫愈堅、百折不撓的根本所在。

在干校兩年多的時間裡，胡耀邦勞動之余，經常到附近農村作調查研究，和當地的老鄉交上了朋友。從老鄉嘴裡，胡耀邦了解到農民的疾苦，認識到錯誤的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極大損失。當了平民，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林彪、“四人幫”一伙利用搞個人崇拜以達到個人目的的陰謀。

胡耀邦從不因為自己是“紅小鬼”就歧視知識分子，相反，他和許多著名的學者都有很深的交情。在“五七干校”，他看到了許多知識分子因愛國而慘遭迫害，聽到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冤假錯案。許多“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都和他在逆境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胡耀邦也體會到知識分子們殷殷報國的拳拳赤子之心。這也為他有朝一日如果重新掌權，一定會不遺余力地解放知識分子、糾正冤假錯案埋下濃墨重彩的伏筆。

胡耀邦在潢川“五七干校”兩年多的勞動和生活情景，泥瓦匠呂洪志，以“胡耀邦和泥瓦匠”為題，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刊登在《時代青年》1987年第一期上，文章這樣寫道：

我和耀邦同志第一次見面是1969年5月的一天。這天下午在到干校食堂就餐的路上，我發現前邊走著一位約摸有50多歲的人到食堂后，他默默地站在長長的隊伍后面。這時，前面有不少人撤在一邊，請這位老同志往前面站。我不禁有些納悶，他是誰？他為什麼受到人們如此的尊敬？

我好奇地打量起這個人。

他，上身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制服，下身穿著灰卡嘰褲子，腳穿一雙裂開了口子的解放鞋，身材雖不算高大，但很精神，給人一種親切、平易近人的感覺。

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基建連去蓋連隊食堂。走到工地后，一位女班長把我領到一個老同志面前，我一看就是昨天晚上見到的那個人。女班長介紹說：“這是耀邦同志。”啊，他原來就是胡耀邦！怪不得呢。耀邦同志微笑著朝我點點頭。“這是呂師傅。”女班長又指著我介紹說。“呂師傅好！”耀邦同志略帶湖南口音，一邊問候我，一邊親熱地拉住我的手。

女班長又告訴我，“上頭”把耀邦同志分在我們一班，由我和另一個叫孫自福的師傅帶他當泥瓦工。從此，我們就和胡耀邦同志一起開始了兩年多難忘的生活。

我們很快同耀邦同志熟了。

有一件事，常使我們犯難：“上頭”有過命令，不准稱呼耀邦為同志。但我們怎能對這位爬過雪山、走過草地的老紅軍直呼其名呢？於是我們就稱他“老干部”。這既不違犯“上頭”的指示，又不失我們對耀邦同志的尊敬。就這樣，“老干部”這個稱呼不脛而走，直到現在，我們還是這麼稱呼他。

“老干部”剛到黃湖，迎接他的除了各種名目的批判會之外，就是懲罰性的體力勞動。我們的“老干部”是怎樣對待體力勞動的呢？

他每天上工總是站在隊伍的前頭，收工時又總是留下收拾工具。無論是風裡、雨裡，還是盛夏、寒冬，他從不曠工、遲到，除非有病躺倒。

1970年2月的一天，在去修簡制閘的途中，“老干部”痔瘡發作，不到一裡路，就拉了兩次血。我和孫師傅見他臉色蒼白，不住地喘著粗氣，就勸他回去休息，他卻說：“沒啥，沒啥。”直到連邁步的力氣也沒有了，才同意送他回去。

1971年夏天，修建“躍進閘”的戰斗開始了。

首先是籌備建筑材料，需要到70裡外的壇山拉石頭。干校有汽車不讓用，卻提出什麼：“一顆紅心兩隻手，自力更生樣樣有，汽車不用地下走”。並且規定人人都必須參加。出發的那一天，雞剛叫，“老干部”就起了床，拉起架子車上路了。

淮南的五月，天氣已經熱了。“老干部”頭戴草帽，拉著載滿石頭的車子艱難地走著。自始至終，“老干部”的褂子沒干過，車子沒有落在別人的后頭。走這麼遠的路，拉這麼重的東西，我們這些年輕人的腳也有些腫了，肩膀也勒紅了。我就問：“老干部”，“你不覺得苦嗎？”他看了看我說：“長征時，我們每天要比這走得遠，路要比這難走，並且頭上有敵機轟炸，下面有敵人堵截。一天我病了，不斷大口大口地吐血，還是照樣趕路，現在同那時比，強多了。”

我知道這是“老干部”在有意安慰我們，現在怎能同長征相比呢？現在一個健康的農民到了他這麼大年齡，也不用參加這樣沉重的勞動了，何況他還有一身病呢？我流淚了。

拉夠石頭后，建閘就開始了。

“老干部”的任務是把運到附近的六千多斤水泥拆開袋子，運到閘上。

袋子是用厚而結實的牛皮紙做的。“走資派”就是來煉就“一顆紅心兩隻手”的，又不能用剪子之類的省力工具，“老干部”就用手撕，一袋、兩袋……幾十袋水泥經他一人之手，扯開，然后送到正施工的閘上。

一連幾天大雨，洪水成災，我們基建連冒雨投入了抗洪戰斗。

“老干部”和我們幾個人負責堵決口。決口有一丈多寬，中間有一人多深，水流很急，幾個年輕人手拉著手，正小心翼翼地往決口裡下，然后設法揳上一個樁子。

“老干部”一看水下需要人，不由分說，“扑通”一聲，跳了下去。水淹到他的脖子。

“危險！”

水下水上的人不約而同地喊了起來。

這時，水下一個小青年，硬將“老干部”拽了上來，我也狠狠地“訓”了他幾句，他只是笑笑。

在我們的催促下，“老干部”才回去換衣服。等我們將決口堵住回到屋裡時，仍不見“老干部”，也不見他換下的衣服，我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這水連天水連地的，萬一……我們又忙著四處尋找他。

趁著閃電，透過雨絲，我看到不遠的小土壩上有一個人正在奮臂揮锨，加高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