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歷盡“文革”磨難

困惑與深省

在“文革”漫長的歲月裡，胡耀邦忍受了團中央機關內外常人難以忍受的不計其數的批斗。他也耳聞目睹許多久經考驗、出生入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慘遭凌辱，甚至被迫害致死。他們在敵人的監牢裡、槍口下，頂天立地，成為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任何艱難險阻都挺過來了，然而，卻慘死在共和國的監牢裡，或“造反派”的毒刑下，這是為什麼？真理何在？良知何在？他的心靈深處升起團團迷霧：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什麼？能對毛主席懷疑嗎？毛主席是我的恩人啊！回憶的閘門頓然打開，他追思那難忘的崢嶸歲月，追憶毛澤東對自己的賞識、器重和影響：

胡耀邦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的毛澤東是他12歲在文家平裡仁學校讀書時，正值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匯集在文家市，那天早上在裡仁學校的操場上，毛澤東給起義的部隊講話，他聽到毛澤東洪亮的聲音：“我們現在力量還小，還是一塊小石頭，可是總有一天能夠打爛蔣介石反動派那口大缸！”給他留下了一生難忘的印象。這個“小石頭要打爛大水缸”的生動比喻，使他從小樹立起“革命一定會勝利”的堅定信念。

長征到遵義，他所在的部隊集結在遵義城外休整。遵義會議結束后傳達到部隊，說毛主席將要參加領導紅軍繼續前進，紅軍戰士個個都興奮異常，覺得從此紅軍能擺脫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打勝仗了。爬雪山過草地，也都充滿信心。

長征到陝北后，紅軍渡過黃河東征，他參加李富春領導的后勤給養和征兵擴軍工作，后來總結時毛主席表揚他做政治宣傳工作很出色，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1937年在抗大學習時，他聆聽了毛主席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學《實踐論》、《矛盾論》，在討論中常常被毛主席點名發言，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指點和肯定，大大鼓舞了他學習的積極性，使他牢牢樹立起實踐第一和辯証分析的觀點。

此后，毛主席提名他到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當組織部副部長，當時他還隻有二十三四歲。他說要管八路軍那麼多干部，自己太年輕，毛主席要他放開膽子干，還說他要給胡耀邦撐腰。

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川北當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給中央寫的工作報告，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揚。

1952年他被點名調到北京，毛主席提名他當團中央書記，還不斷鼓勵他要大膽工作。那幾年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常常受到毛主席的垂詢。

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派他到自己的家鄉湖南湘潭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地委第一書記，領導家鄉人民度過災荒，增產糧食，發展經濟。

從湖南回來不久，又被毛主席提名派往西北，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陝西省委第一書記。

他每每想到這些，總是懷著一種對領袖的培育和知遇之恩的激情，多次說過：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哪裡有我胡耀邦啊！

幾十年的革命歲月中，胡耀邦一直把毛主席作為革命導師來尊敬，對於毛主席著作、對於毛澤東思想，胡耀邦更是反反復復地學習領會，熱情宣傳，忠實貫徹。他對毛主席的忠誠，從來是一心一意，從無二致，令人十分欽佩。

如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管初衷如何，客觀上在全國引起一場天怒人怨的浩劫，這是不是說明他老人家晚年犯了錯誤？我的懷疑是不是對毛主席“不忠”？此刻，胡耀邦想起23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在談到他對恩師柏拉圖的態度時曾說的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毛主席有哪些錯誤？這些錯誤同毛澤東思想是什麼關系？這一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簡直是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最大禁區。原團中央書記處秘書嚴如平回憶，一次胡耀邦和他談話，沖進了這一禁區，顯示出他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大智大勇。

粉碎“四人幫”后，嚴如平到胡耀邦家拜訪他，當談到毛主席點將讓小平同志出來主持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怎麼一下又把他和胡耀邦一批人打成“右傾翻案風”的急先鋒呢？胡耀邦嘆了口氣，神情黯然地說，他老人家老了，聽不得一點點不同意見，對他的那一套很固執。“四人幫”這批人又挑撥離間，怎麼會搞得好呢？接著他心情沉重地說：“四人幫”粉碎了，可是如今批“四人幫”還要連帶批鄧，因為“批鄧”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這不還是原來那一套嗎？林彪、“四人幫”這10年來弄得我們黨不成黨，國不成國，再要按照原來那一套搞下去，就危險至極！

胡耀邦說到這裡，神情更為嚴峻，疑慮重重。嚴如平有些不解地說：“四人幫”已經粉碎了，還能再怎麼樣啊？胡耀邦回答：那可不一定！林彪、“四人幫”不都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嗎？這是最高指示，那是最新教導。今后如果這也是毛主席講過的、那也是毛主席定下的，那還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嗎？說到這裡，胡耀邦又點了一支煙，猛吸起來，加快思索。嚴如平慚愧地說，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自己真是太幼稚太糊涂了，做了多少傻事蠢事，還認為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胡耀邦寬慰他說，那時候有幾個人是清醒的？我也被搞蒙了嘛！因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嘛！他有一系列指示嘛！不過我們應當好好想一想，應當吸取哪些教訓？恐怕還是我們自己學習馬克思主義不過硬，對毛澤東思想理解得不深，被林彪那一套騙了。

接著，胡耀邦向嚴如平談了一個他思考已久的問題。他說：毛主席他老人家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想要把階級斗爭在全國上上下下搞徹底，這是和他這些年來一直搞階級斗爭一脈相承的。這兩年反復想，覺得毛主席對中國革命，對黨、對國家，是個有大功的人，他的功績誰也比不了，歷史上也很少見﹔以他為代表的毛澤東思想，是指揮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可是他在晚年十幾二十年裡有些東西，已經背離了他原來的思想體系。

這時，胡耀邦陷入對過去歲月的沉思，他繼續沉重地說：還記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吧，本來講得多好啊，可是后來整理發表的時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領域階級斗爭的東西，成了那年劃幾十萬“右派”的理論依據，也是后來在政治思想領域、意識形態領域一再搞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把八大提出的路線實際上給否定掉了。1958年搞“大躍進”、人民公社，說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開始我們頭腦也跟著發熱。可是到下面去一看，什麼畝產幾萬斤，什麼大煉鋼鐵，都是瞎吹﹔辦公社、吃食堂，也是形式主義，強迫命令。現在看來，他老人家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太嚴重了。即使到各地視察，也看不到真實的情況、聽不到群眾的心聲，大都是聽少數干部匯報，或者是看幾個“樣板”，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斷。倒是彭老總真正深入到家鄉群眾中去了，在廬山會議上寫了那封信，結果倒了大霉，說彭老總是資產階級野心家，是“右傾機會主義”總頭目，空氣搞得緊張得很，最后還要通過一個決議，大家不能不舉手。接著在全國“反右傾”，掀起又一場階級斗爭。

胡耀邦談到這裡，心情更加沉重，他說：三年困難剛剛度過，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運動。1963年5月那次杭州會議我是去了的，他把農村的一些問題都上綱到“嚴重的階級斗爭”。這些問題不是沒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數是基層干部多吃多佔的問題，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的問題，性質到底是什麼？嚴重貪污、盜竊、打罵群眾、違法亂紀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佔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嚴重，別人都插不上嘴，這樣寫出的“前十條”，搞“四清”運動就必然過火﹔后來溫度越來越高，“二十三條”要降溫，可是又說有個“走資派”。我心裡有點嘀咕。當時在陝西，隻能多講“二十三條”裡“要正確對待干部”這些東西。最后，他又把“走資派”這個概念從基層弄到上頭、弄到中央來了，就發動起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說是要反修防修，要吸取蘇聯的教訓，他老人家當然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好，讓紅色江山不變顏色，可是他把我們黨的情況看得很糟糕，甚至說有一大批領導干部已經是修正主義分子了，相當多數單位的領導權已經在敵人手裡了，中央已經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了，於是把這場“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當然要被林彪、“四人幫”用來搞他們的陰謀。《毛選》第一篇開頭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文化大革命”恰恰在這個首要問題上搞顛倒了，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對於自己的認識同一貫十分尊敬的革命領袖存在差異，胡耀邦顯得十分痛苦，他滿臉愁雲，心情沉痛地說：對於他老人家這些大搞階級斗爭的東西，過去自己也不是沒有疑惑過，可是自己是個黨的干部，還是個中央委員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紀律啊，也得舉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而還不斷反省這些疑惑是不是在階級斗爭面前的動搖呢，是不是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胡耀邦在同嚴如平談話中列舉了毛澤東晚年的重大錯誤，進而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否“不忠”的問題，正說明他對毛澤東是尊敬而不是愚忠，是學習而不是迷信。

胡耀邦談得正沉重之時，大兒子胡德平進屋來了，於是約嚴如平明天再談。

次日，胡耀邦對嚴如平說，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幫”又繼續搞極左那一套，我這就開始了多思考毛澤東思想與毛主席晚年錯誤的問題。又重新看了四卷本《毛選》。延安時期，毛主席的思想理論是多麼精粹啊！他在抗大講馬克思主義哲學，把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研究得十分深透，又結合了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的危害，把唯物論和辯証法闡述得深刻極了﹔后來搞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實際上中心是反對教條主義，也非常深刻有力。批判教條主義，是批判王明，實際上也是批評斯大林嘛，隻不過沒有公開點名就是了。延安整風使全黨樹立起了理論聯系實際、注重實事求是的風氣，形成了全黨公認的毛澤東思想。那一段，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朱老總等領導同志合作得也好，重大事情都一起商量，他也能聽大家的意見。這就使得我們的黨得到很大發展，各項工作都很有成效，解放戰爭打得何等漂亮！很快取得了全國勝利。建國以后，開頭一段他還是很謹慎的，聽說為抗美援朝是否出兵這件事，他同中央領導同志反復商量，幾天幾夜睡不著覺，想得很深很遠。可是之后不幾年，他老人家就在中南海裡不大出來了，到外地去也少同干部、群眾接觸﹔黨內黨外更是滋長起了個人崇拜的風氣。我們去匯報工作，也是畢恭畢敬，唯命是從的﹔他也不大謹慎了，許多事情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別人不能說不同意見，說了就倒霉。如今想起來，一個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一個是民主生活不健全，這兩條教訓實在值得很好吸取。

胡耀邦越說越激動，腦海裡翻騰著深層次的東西。他接著說，還有一個問題，這幾年我想得比較多，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幾年，毛主席把他一貫反對教條主義的鋒芒，轉向了反對修正主義，國際上對准了鐵托、陶裡亞蒂和赫魯曉夫，國內則大反“資產階級右派”、反“右傾機會主義”、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對國際形勢的一系列變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斷，走到了斯大林的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化那個道上去了。他的這種階級斗爭理論，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還認定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動力，就是所謂“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領導經濟建設，就是不斷反對領導思想的“右傾保守”，大搞群眾運動。在他看來，超英趕美都不是難事，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東西也可以實現，消滅階級達到大同世界，至少在我們中國不用很長時間。我說這些，是覺得他在某些問題上已經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了，也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講到這裡，胡耀邦離開座位，在屋子裡踱來踱去，時而沉思，時而吞雲吐霧，似問非問地說：現在我們還要高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這些東西，總不能算是毛澤東思想吧。所以我想，我們要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總要把他晚年這些東西區分開來。究竟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什麼？怎樣繼承和捍衛毛澤東思想？這些問題現在我們一下子也說不清楚。我想將來總要有人來把他晚年的思想、他的言論好好理一理，分清楚哪些是正確的，是合乎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高舉、就繼承、就發揚﹔哪些是不正確的，也要弄明白，千萬不能“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那樣會害死人的！前幾年大家打“語錄”仗，將來弄不好又要打“思想”仗，那可不得了啊！

末了，胡耀邦語調高亢地說，現在的問題是，隻要是毛主席說過的、點過頭的、畫過圈的，都要一切照辦，都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連繼續“批鄧”、繼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也在此列。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出來工作，就得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我才不干呢！與其去做違心事，不如在家抱孫子！

胡耀邦在困惑中的思索，真是石破天驚，使人振聾發聵。這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深思熟慮的結果。

胡耀邦對毛主席的尊敬和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理性認識之上的。他既不同於多少年來盛行不衰的教條主義的盲目搬用和封建主義的迷信崇拜，也不同於康生、陳伯達之流實用主義的為我所用或任意舍棄。他敢於否定和勇於糾正一切錯誤，是出自對黨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他把毛主席晚年不正確的東西與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分，從而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來加以堅持、繼承和發展，也正是出於他對黨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在“五七干校”，胡耀邦曾經檢討過對毛主席的“五次動搖”，即對“反右派”、“反右傾”、“三面紅旗”、“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當時的“文化大革命”，都產生了懷疑。實踐証明，他當年的“動搖”和“懷疑”，正體現了他的實事求是和遠見卓識。

錚錚鐵骨

“文革”伊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康生、陳伯達、江青之流，傾巢出動，指揮批斗團中央派駐各中學的工作隊長，從而掀起一股各校學生趕打工作組的武斗歪風。胡耀邦敏銳地覺察到這些陰謀家的矛頭所指，氣憤地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中央文革小組這些人的做法很不正常。”他要胡克實當即打電話向鄧小平匯報。

胡耀邦一身正氣，鐵骨錚錚，面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他疾惡如仇，敢怒敢言。他曾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周倜談到“文革”遭遇時說：“我感到最苦悶的時候，不是在團中央住牛棚的時候，而是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時間，當然，那時不可能想到他會叛黨叛國，但是我已經察覺到兩點：一是林彪對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不分青紅皂白都拉上來，像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這些人，我早有所了解，知道他們是什麼貨色，但他都拉上來，結黨營私﹔同時排除異己，對他有意見的人狠整，打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我在九大小組會上，用別的方式提了一點意見，說洪湖蘇區沒有中央委員﹔二是說林彪的干部政策、關於改造世界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是荒唐的。我開完九大回到黃湖后，就再不提‘林副主席’了。”

當周倜問他如何評價“四人幫”時，胡耀邦氣憤地沖口而出：“一群瘋狗！”接著又說：“在我們黨的歷次路線斗爭中，這一次與‘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斗爭是最得人心的。錯誤的東西總是要發展到荒謬絕倫的程度，才會走向反面。”

在九大會議上，康生主動伸出手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不屑一顧，扭頭便走。因為他認為康生是“老左”，在1942年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把一批知識分子和年輕干部打成叛徒、特務、自首分子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康生討個沒趣，從此，對胡耀邦懷恨在心，四處活動，伺機報復，終使胡耀邦未能當上九大中央委員。

胡耀邦敢於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麼靈？我看游泳時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懷坦白，大義凜然，堅持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堅決斗爭。早在延安時期擔任總政組織部長時，他就不與康生交往。1966年8月31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王力到團中央宣布罷免一大批團干部的官。盡管康生當時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可那天晚上，胡耀邦還是公開講：“康生是老左”。並談了對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黨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為“走資派”正接受批斗，周總理請示毛主席，要找幾個年輕的八大中央委員擔任九大中央委員，目標是胡耀邦和譚啟龍兩個“紅小鬼”。但由於康生的記恨，在九大會內會外進行非組織活動，康生的陰謀得逞，胡耀邦僅當了一名九大代表。

本來，在4月20日召開的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由周恩來代表主席團提出了一個274人的候選人名單，第一類（“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八大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60人，其中有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八大中央委員胡耀邦，因康生一伙認為他在“文革”中認錯態度不好，決定讓原山東省委書記、八大中央委員譚啟龍替換。

后來，團中央干部集體上書請願，要求胡耀邦擔任人大代表。有人找胡耀邦談話並指出，隻要你承認反對中央領導同志，你就可以擔任人大常委。胡耀邦兩次拒絕，他說：“我沒有攻擊中央領導同志。當時我是八大中央委員，江青什麼也不是，怎麼說我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呢！”

“文革”前和“文革”中，林彪狂熱鼓吹“頂峰論”、“三忠於”、“四無限”等現代迷信，胡耀邦感到非常厭惡﹔林彪提出學習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見影”，胡耀邦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這種提法是不准確、不科學的。對過去盛行的對領袖人物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過異議與反感。他說：“毛主席哪能萬歲呢？隻有封建社會才喊皇帝‘萬歲’，我們不能搞封建社會那一套。”他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禮儀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說過：“人能活一萬歲嗎？這種說法不科學嘛！”他提倡青年學會獨立思考，即使是對領袖人物說過的話，也可以“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絕不要盲從。

胡耀邦在受審查期間，接受過無數次“外調”與“審問”，先后寫過100多萬字的材料。他自己認為，除對一位領導同志一度上綱過高外，一般都是比較實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幾次，逼他寫材料証明一個老干部曾“叛黨通敵”。他說：“叛黨通敵不能隨便亂說喲，我反復想，不是這麼回事，始終堅持不寫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寫幾千字的材料，揭發這件事，說林彪的罪惡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1974年春天，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林批孔批大儒”的文章，對所謂“法家”的評價越來越高，鬧了不少笑話。有的文章含沙射影攻擊周恩來總理，江青一伙炮制的所謂“批儒批孔批周公”，使許多有政治頭腦的人感到擔憂。一位同志對胡耀邦講了上述疑問與憂慮，他心照不宣地笑了，說：“咱們隻談觀點，不談人事。”他翻開正在閱讀的一本列寧著作，指著一段畫紅杠的地方——“我們的黨由於黨內出現‘左傾’反對派而遇到的嚴重危機，是我國革命所遇到的嚴重危機之一。”對於江青其人，胡耀邦早在1938年在軍委政治部任副主任時，就有看法，他曾對彭平說：“毛主席要和江青結婚，中央許多領導同志是不同意、不贊成的，結果他們結婚的時候許多人沒有參加。”他還說了一句大膽的話：“我對江青印象不好，她有點矯揉造作。”他對江青在“文革”中的表現，更是嗤之以鼻。

在干校，有人請他講黨史，他欣然應允。講黨史時，他結合自己的經歷，實事求是，生動形象，愛憎分明。

他還對干校的學員盛禹九說：“我們黨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這是難免的，是很正常的。正確或錯誤，要靠實踐來檢驗。作為共產黨人，在任何時候都要實事求是，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能投機取巧，胡說八道。”

他正是這樣講也是這樣做的。在干校，軍代表要他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走資派”，他堅持不承認，不簽字。他堅定地說：“我有錯誤但不是‘三反分子’，不是‘走資派’。”軍代表拍著桌子吼道：“你在北京挨斗時，已經承認了，現在怎麼翻供了？”胡耀邦滿臉嚴肅，不緊不慢地說：“那個時候嘛，對形勢看不清楚﹔再說，我是團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認，其他幾個書記處書記擔當不起，受不了啊！”

軍代表板著面孔，惡狠狠地問：“你看怎麼辦？”

胡耀邦快言快語，毫不含混：“那好辦，你們把對我的結論報上去，我也寫出我的意見，請中央決定。”

軍代表將“審查結論”上報以后，周恩來總理立即把胡耀邦調回北京，歸中組部直接管理。就這樣，在“文革”被審查的5年中，胡耀邦始終未在“審查結論”上簽字，表現了藐視顛倒是非的倒行逆施，顯示他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

在干校軍代表要他“揭發鄧小平”，他嚴詞拒絕：“我沒有什麼揭發。”要他寫別人的“材料”，他不投別人所好，更不寫違心的話，不添油加醋，而是實事求是，不屈服於壓力。寧願自己遲遲得不到“解放”，也不傷害他人。

“文革”中，湘潭的“造反派”頭頭上京逼胡耀邦揭發湘潭地委副書記高臣唐的“罪行”，胡耀邦霍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十分氣憤地說：“我在湘潭是地委第一書記，如果工作上有什麼偏差，我負完全責任，與高臣唐無關，更不知道他有什麼‘罪行’！”幾句擲地有聲的話，頂得來訪者一無所獲，灰溜溜地離開了。

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錚錚鐵骨、大海般情懷的人！

“文革”期間，胡耀邦不僅在政治立場上堅定，在思想理論上，他也敢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他經常對身邊的同志說：“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犯錯誤不要緊，但不能沒有誠實。誠實的品格最重要。”他還鼓勵知識分子要實事求是，敢講真話。胡耀邦曾經嘲笑這樣一種“筆杆子”，他們好像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他想用什麼，就能寫什麼﹔還能寫得振振有詞，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畝產幾萬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最、最”，現在又把“法家”說成“愛護人”的革命家，陳勝、吳廣與秦始皇幾乎成了“一個戰壕裡的戰友”——共同反對奴隸主復辟勢力。胡耀邦對這種“筆杆子”極為輕蔑，說這種人“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骨頭！”“梁效”等就是這類人物，是名副其實的林彪、“四人幫”的“御用文人”。

1974年，胡耀邦“賦閑”在家，他對下放到四川原團中央干部曾德林前來拜訪他時說：“天府之國，流民三千萬，真是荒唐透頂！孫中山搞國民革命還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綱領，‘文革’是什麼綱領？究竟為什麼？搞了8年還看不到盡頭，抗日戰爭也才8年嘛！不過多行不義必自斃，那幾個人呀，‘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落桃花逐水流。’他們能‘顛狂’多久，‘流’向何方？我們走著瞧吧。”從這些發自肺腑之言，可見他眼光之遠大，境界之高深！

1975年，報刊上猛批“經驗主義”、“事務主義者”，全國上下不抓生產。胡耀邦氣憤地說：“資本主義戰勝了封建制度，並不是因為它符合什麼道義，而是因為它解放了生產力﹔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也需要通過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來証明，如果生產總是上不去，經濟發展速度反而不如資本主義，那怎麼行呢？”

胡耀邦說：“能否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取得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早就講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証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的東西’。”

針對那些幫八股的文章，胡耀邦說：“任何騙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文章，凡是裝腔作勢，高深莫測，讓人看不懂，動不動就訓人的，肯定有問題，馬列主義的本質是朴素的、實事求是的。”

敢於實事求是，敢於探索真理，敢於同敵人作堅決斗爭，正是胡耀邦的高貴品德所在。胡耀邦就是這樣一位有錚錚鐵骨、凜然正氣的人！

在十年浩劫中，胡耀邦受盡了種種磨難和煎熬，但他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的一片丹心始終不渝，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矢志不移！歲月的流逝，沒有使他的赤膽丹心黯然失色，反之，經過多種嚴峻的歷煉，卻越來越無比堅強，光彩奪目！

賦閑在家

經過“五七干校”幾年的屈辱生涯，經過一番非人的磨難和煉獄，胡耀邦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引起了深沉的思索和探求。“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解決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打擊、迫害的老干部的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毛澤東第一批點了4個人的名字：胡耀邦、蘇振華、林乎加、周榮鑫。這意味著大批老干部將要陸續得到“解放”。胡耀邦終於得以回京養病，雖尚未分配工作，在家過著賦閑的日子，但他賦閑不閑，他家成了受迫害干部聚會的“紅色俱樂部”，故舊友人傾訴衷腸的“干部之家”。

在“文革”后期，到他家聚談的有老戰友、老部下和素不相識、慕名而來的受冤屈的人們。胡耀邦對他們總是熱情相待，或鼓勵或安慰或指引人生的迷津，給他們帶來生活的勇氣。

抗戰初期在抗大一大隊任宣傳干事的牛克倫，於1974年到胡耀邦家看望老首長，當談到許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慘景，胡耀邦滿懷憂憤，拍案說道：“‘文化大革命’，搞得淒淒慘慘，不能再搞下去了！”這在“四人幫”正猖獗之時，實屬驚人之語。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無論在何等艱難險阻的逆境，胡耀邦的身上時刻洋溢著樂觀主義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時，他的一些應有的待遇被取消了，隻能坐公共汽車去參加中央的會議。在一次中央會議前，王震曾關切地問他：你怎麼來的？他說：坐公共汽車。然后又用雙腿比劃著說：我能上能下！說得王震等哈哈大笑。這是胡耀邦在譏諷“四人幫”對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

有一次，牛克倫和老戰友王恆一道去看胡耀邦。胡耀邦說：“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剛領到工資，請你們吃飯。”他要了車，一行直奔頤和園內的聽鸝館。落座之后，胡耀邦從口袋裡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對他們兩人說：“今天喝這個。”牛克倫和王恆都搖頭，說老領導請吃飯怎能喝這種酒，而且還自己帶。胡耀邦擺擺手說：“這酒裡有個故事，咱們先講故事后喝酒——你們知道，我住的富強胡同離燈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經常在那一帶的大街小巷走路鍛煉。昨天，我走到百貨大樓，想去買瓶酒，進去才知道買酒要憑購貨証。我說：我沒有購貨証。售貨員說：那你帶了別的什麼証件沒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個李昭同志的戶口本。小伙子接過去看看說：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胡耀邦，剛從干校回來，我沒有本本。小伙子說，你就是胡耀邦？我說，對呀！他又說：你是‘走資派’？我說：對呀！他說：好！你買酒不要本，隨便買！”

聽到這兒，牛克倫和王恆哈哈大笑。胡耀邦也笑了，他給牛克倫、王恆斟滿酒，舉杯說道：“你們說，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義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這裡有人心的向背呀！”說著，他的表情變得十分嚴肅，就像當年給戰士交代任務：“所以，對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國家，你們一定要有信心！你們要告訴能見到的老戰友，不要光在那裡發牢騷，要抓緊時間學習，鍛煉好身體，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備！”一席寓意頗深的話語，使在座的故舊深受啟迪。

胡耀邦從干校回來，家裡還未安置好，家具還亂堆亂放著，連沙發也未擺出來。院裡堆著磚頭、石灰、沙石，准備修復暖氣鍋爐。他去干校時，他家與胡克實家合住在這個院子裡，房屋被他人佔用不少。房子擁擠不堪，但前來聚談、訪問者絡繹不絕。

前來拜訪的大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各地團干部和他的老戰友、老同志等故舊。不管是誰，他都平等接待，熱情問候，有求必應，竭盡全力解決來訪者的疑難問題。即使有些受迫害的同志未來訪問他，他也不顧自己仍處逆境，自身難保，十分關心他們的疾苦和困難。河南焦作市的“五四青年鑽機”勞模王海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王海祥到北京找胡耀邦，要証實一些問題。胡耀邦為他實事求是地寫出了証明，還曾親筆寫信，轉交前來訪問的河南省老團干楊靜琦、趙風岐等同志，請他們幫助王海祥向省裡反映情況，解決其平反問題。原安陽地區共青團書記王友志和原禹縣團委書記刁文，都因“文革”中受迫害問題，找過胡耀邦。他都滿腔熱情為他們出主意、想辦法，使其盡快得到平反昭雪。當時受迫害的同志互相傳頌著：心發慌，找耀邦！

胡耀邦家裡不僅是老前輩們的“聚散之家”，也是南來北往的“小朋友”的“聚散之家”，無論長幼尊卑，凡有苦難憂愁者，都樂意到他家探訪。他那時的工資並不高，常常留來訪者就餐，每頓都是圍一大桌，邊吃邊聊，不時爆發出歡聲笑語。后來，“四人幫”的爪牙得知此事，還誣蔑他家是“裴多菲俱樂部”。胡耀邦聽了付之一笑。大家往他家照跑不誤，他們說：“在萬馬齊喑的嚴寒日子裡，誰不願往有春意的地方跑呢！‘俱樂部’有什麼不好？”

胡耀邦關懷北京市原公安局的干警王金銳使他鼓起生活的勇氣，被傳為佳話。

王金銳在“文革”中被誣陷為“反對毛主席”的“大特務集團”成員，淪為一個被批判的“賤民”，嘗盡了人間屈辱和世態淡涼，他與胡耀邦素昧平生，從無交往。在他走投無路、痛不欲生之時，找到了胡耀邦。盡管當時胡耀邦身處逆境，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但他毅然仗義執言，伸出熱情援助之手，給了王金銳堅強地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一天上午9點多鐘，王金銳來到北京燈市西口的富強胡同，那時軍代表把前院佔了，一打聽胡耀邦住在后院，有個小門半掩著。他進到小院，走進了一個房間，屋內書櫥裡放滿了書，橫著一個小寫字桌、一把椅子。胡耀邦正聚精會神地看書。

他怕打攪胡耀邦看書，輕聲地問：“您是胡耀邦同志嗎？”他放下書，說：“我是。”王金銳說：“我17歲參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現已沒工作了，我想和您談談心。您是黨內、團內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說說心裡話，不知您是否有空兒？”他從沒見過胡耀邦，心裡比較緊張。胡耀邦對他說：“你不用慌，坐下來一起談談你的事。”

胡耀邦拉過一張椅子，讓他坐在旁邊，並倒了杯開水，又和氣地說：“不用急，我們慢慢談。”他怕打擾胡耀邦看書，胡耀邦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安慰道：“沒關系，我現在也是閑居的人。有人來就談談，也知道點外面的事﹔沒人我就看書。”還打趣地說：“我現在不出門，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馬列書。”

隨即王金銳簡要談了悲痛的遭遇。他聽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臉上，眼神炯炯，閃著堅定智慧之光，他鄭重嚴肅地說：“金銳同志，我與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沒有工作的接觸，具體事不好表態。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個17歲的青年，剛出來的學生，對黨和毛主席哪兒會來那麼大的仇恨？我相信你不會說瞎話。我現在也是閑人，剛從干校回來，不能幫你什麼。但我可以以一個老黨員、老同志的身份來勸你，你要聽我誠心的奉勸。”

胡耀邦充滿深情，加重語氣說：“就是你無論如何要挺過來，要堅強地活下去！”

過了一會兒，他又重復道：“一定要挺過來，頑強地活下去！”

他說：“我勸你要挺住，要頑強地活，是指你還得有遭最壞打擊的准備。不管打擊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頑強地堅持。”他又解釋道：“隻有頂住，頑強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與非、對與錯的結果。”

胡耀邦停了會又說：“我不問你那些具體的事，隻要你相信自己沒有反對黨和毛主席，自己是一個學生沒有剝削，那麼這樣定的‘敵人’，這樣的‘專政’，到最后都得煙消雲散。時間多麼長，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堅信。沒有堅定與堅信，沒有做最壞的准備，也許就看不到煙消雲散的那一天。”

胡耀邦還勸他：“一時別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了什麼，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沒做壞事，別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書，無人打擾嗎？”

他還痛心地說，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黨和國家的優秀人才，運動中自殺死去了，這是難以挽回的沉痛損失。以后即使問題弄清了，也是難以彌補的。

談話近兩個小時，胡耀邦還問農村的情況：收成如何？農民生活怎麼樣？當王金銳說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學、學校也不上課時，胡耀邦心情沉重地說：“那麼多孩子不念書，不學習，不求知識，我們國家的人才哪裡來？靠白紙一張連文化知識都沒了，就算革命了嗎？這樣革命的最終結果又是什麼？”胡耀邦勸他眼界放寬些，“想事情想得更寬些”。

說到農村，接觸農民，胡耀邦說：“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位卑不敢忘憂國，要有憂國憂民之心。不讓我去團中央上班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給了我時間，我就讀馬列書，想天下事。”

這就是胡耀邦！他胸懷開闊，志氣高遠，發憤讀書，思考著天下大事。

時近中午，胡耀邦和夫人李昭，與王金銳一起吃了頓便餐。臨別，胡耀邦再三叮囑：“你要好好看書，好好生活，想得寬些遠些，什麼時候從農村回來，什麼時候心裡不開心，想不通就來找我，我的小門隨時開著。夜裡有事來找我，我也叫人開門，我不會把你看成‘敵人’，我相信我的直覺。”

胡耀邦那純真、質朴、出自內心的關懷和熱誠，使王金銳流下了熱淚。王金銳感激地說：“耀邦同志，我感謝您，也感謝李昭同志，你們給了我溫暖，也給了我勇氣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說的，不管多大難處，也一定挺過來。如果我遇到挫折，實在想不通時就來找您。”

胡耀邦爽朗地回答：“我的門對你敞開著，李昭你說對嗎？”李昭誠懇頻頻點頭。

“文革”后期，王金銳深感自己的問題是明顯的錯案，但申訴無門，他又去找了胡耀邦。胡耀邦聽了他的訴說后，讓他寫一封申訴信交給他。王金銳很快把信交給他，胡耀邦說：“我現在說話不一定有用，你交給我，我轉給北京市委試一試。”他勸慰王金銳：“現在好多人的問題不是都拖著不解決嗎？比你問題大的人也不少嘛！沒解決，就是拖著不辦。拖就拖吧，個人著急也沒有用。”他感慨地說：“我現在只是人家找來訴訴苦，我聽著，耐心勸勸，有的替他轉轉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人微言輕嘛！我也隻能聽之任之。你說話人家不聽，著急也無法，沒有回天之力啊！”

當時，胡耀邦身居斗室，一心讀書，思考問題。來訪的男女老少推門就進，他都熱情接待，誠懇交心﹔有的老人拄著拐仗被人扶著來找他，有的年輕人哭訴父母及家庭的遭遇，他耐心聽，誠懇勸告﹔有的寫申訴請他轉送，他戴著老花鏡認真看，及時轉。在那時，他自稱自己是個“閑人”，可他何時閑過？

由於胡耀邦對眾多受冤屈的人的關心，“四人幫”及其打手就放出風來，說胡耀邦的家是“黑據點”，他是“牛鬼蛇神”聚會的“黑后台”。

王金銳聽到這些流言飛語，當即告訴了胡耀邦，他聽后置之一笑，說：“我現在無權，說話沒人聽，我算得上什麼后台？也沒資格做誰的后台。連你那不算問題的事，我轉封信都解決不了。有一次我見了吳德也說過，不解決，有什麼用？人家來找我反映一下情況也不允許嗎？不要理會社會上刮的什麼風和怪論。”

粉碎“四人幫”后，王金銳獲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他百感交集，想起了在厄運臨頭時，對他真誠幫助、鼓勵他堅強活下去的胡耀邦，便特意到東安市場買了一盒巧克力和一盒點心，騎車來到富強胡同胡耀邦家中，胡耀邦不高興地說：“為什麼要給我送吃的？”

王金銳趕忙解釋說：“耀邦同志，我的事徹底解決了。您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這是我和孩子的一點心意，不是給您送禮。”說完他痛哭流涕，哽咽著說：“您在我最困難、感到絕望時，給我的勇氣和力量，是一盒糖能報答得了的嗎？”

胡耀邦聽說他的錯案已經糾正，又恢復了工作，高興地說：“啊！這是好事，你的問題解決了該好好工作。為你，為孩子們高興，這糖我吃了。”

李昭進來，聽了也很高興，她說：“我為你全家高興，這禮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賀。”

臨別時，胡耀邦囑咐道：“你把家安頓好，回來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輕了，不能再耽誤了。”他還反復叮囑：“對過去整過你的同志，要學會理解、寬容，不要記仇，要爭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無辜的，教訓各自吸取。”

王金銳激動地回答：“耀邦同志，我會這樣做的，請放心。”

胡耀邦身處“文革”逆境，面對險風惡浪，始終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充滿堅定信念，把自己的家變成一個特殊的“俱樂部”，在特殊的時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