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江青在小靳庄的一場鬧劇

江青在小靳庄上演系列鬧劇

自“批林批孔”運動開展起來之后，天津市委領導中的一些人緊緊跟上，特別下力氣組織力量研究“儒法斗爭史”，鼓吹工農兵要當“評法批儒的主力軍”。他們指定南開大學舉辦儒法斗爭史學習班，為工廠企業開辦儒法斗爭史講座，目的是“普及儒法斗爭歷史知識”，“培訓批儒評法骨干”。於是，天津站興師動眾，組織工人參加編寫、宣講儒法斗爭史，於5月編寫出《儒法斗爭簡史講稿》。

6月16日，江青得知這一情況喜出望外。時隔一日，她就帶上遲群、於會泳等親信，還有北大清華寫作班子（集體筆名“梁效”）等急匆匆來到天津。6月19日晚，江青在天津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六一九”講話，大講“儒法斗爭史”。她不懂裝懂，胡拉亂扯，借古諷今，說“兩千年來的儒法斗爭，一直影響到現在，繼續到現在，還會影響到今后”，她把從秦漢時代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統統歪曲為儒法斗爭史，把黨史上歷次政治思想斗爭全部歸結為儒法斗爭，把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都誣為“儒家”。同時，江青宣布天津站是她的“點”，她要通過抓這個點，推動全國的批林批孔運動。在前后十幾天的時間裡，江青批發有關批林批孔的材料43件，總印數達78萬份。

在抓天津站這個“點”的同時，江青還要抓一個農村的“點”。天津市委便向她推薦了市屬寶坻縣的一個大隊——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隊。這個大隊原為市委一位副書記抓的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先進典型。這個村生產不錯，尤其是文化活動活躍。

江青要到小靳庄來，當然並不是要抓“農業學大寨”運動，也不是要開展農民文化活動，而是要把小靳庄“抓”成一個農民“評法批儒”的典型。6月22日，江青第一次到小靳庄時就宣布：從現在開始，小靳庄是“我的點”。在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間，江青先后3次來到小靳庄，並派來她的聯絡員進駐，派遲群等親信多次到小靳庄活動。

6月20日，我們4人來到天津時，正是江青發表“六一九”講話，宣布天津是她抓的“點”之后，又決定去小靳庄抓農村的“點”的前一天。6月21日，工業組兩位老大姐馬上去了天津站採訪，我們兩個農村記者則立即趕往寶坻縣林亭口公社的小靳庄大隊。

小靳庄大隊當時隻有101戶，582口人，地處寶坻東部黃庄窪邊緣，歷史上是個多澇災的窮地方。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王作山是個老實厚道的基層干部。幾年來，他帶領全村社員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年年冬天挖河泥墊耕地，不斷提高地力和抗澇水平，生產節節上升，集體經濟和社員生活水平在當地屬中等偏上水平。

小靳庄大隊有個突出特點：群眾文化活動比較活躍，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這裡地處大窪邊緣，土地少又易澇，所以，歷史上村民外出討生活的人不少，西上北京，南下天津，在北京唐山跑過大碼頭，見過大世面，大多數人敢說敢做，尤其是熱心文化活動。村裡有個評劇戲班子，能演整出的大戲，參加過天津市和寶坻縣的文藝會演，還得過獎。村裡還有不少人能說會唱，會寫詩（其實是編順口溜），敢於當眾登台朗誦、演唱。所以，多年來小靳庄一直是全縣聞名的文化活動先進典型。

我們兩人於6月21日到達小靳庄，當時正是麥收時節。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作山已被召到天津，“領受”接待“中央領導”的任務去了。大隊長等干部在市、縣委派來的干部的幫助下，找來幾個能說會道的社員，抄書抄報，准備在評法批儒匯報會上的發言。一般社員們則忙著打掃衛生，修補道路，緊張地做著各項准備工作。村民們朴實善良，隻知道江青是偉大領袖的夫人，以對毛主席的一腔真情，准備迎接她的到來。我們走進村來就能感受到一片緊張和興奮的氣氛。

21日下午，江青帶領一大幫隨從，從天津乘火車到達寶坻，當天就吃住在專車上。傍晚時分，江青要下車去“看看寶坻縣城居民”，以展示她的“親民”形象。她走進城邊一處干部家屬宿舍院，進了一位干部的家。女主人聞訊忙上前熱情地歡迎她，江青也極力表示著“親熱”，拉著那位婦女的手說：“我要好好看看你的家，聊聊家常。”但剛坐下來，就有人湊過來，在她耳邊悄悄說，這家女主人可能患有肝炎。江青聞言臉色立時變了，站起身來快步走了出去，連句告別的話都沒說，逃也似的回到火車上，再也沒下火車。

6月22日上午，江青從專列上下來，換乘汽車前往小靳庄。從縣城到小靳庄有25公裡的路，其中進小靳庄的幾裡河堤路為泥土路，夜間一場小雨把河堤土路澆成一片泥濘。一大早，天津市就調來幾輛大型推土機，為“首長”開道，硬是把堤頂路面上的一層稀泥全部鏟掉，再鋪上一層干土，又壓了一遍。江青的車隊才勉強開進小靳庄。

進村后，江青就要召開社員大會，讓農民評法批儒。適逢麥收季節，村裡小學放了假，於是，大隊就把會場設在村頭的小學校裡，並派人清掃了所有教室和整個院落。主會場設在一間最大的教室裡，江青及主要隨行人員就佔去了一大半座位。村裡除了幾名主要干部外，隻有幾位社員代表進屋參會。天津市和寶坻縣來的許多干部隻能在院子裡旁聽。

筆者被安排進了教室，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社員“評法批儒匯報會”。

“評法批儒匯報會”名義上是由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農民唱主角，其實成了江青個人為所欲為、丑惡表演的舞台。一進門，她就高聲喊道：“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鄉親們！”引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會議開始后，小靳庄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作山報告了大隊基本情況，沒說幾句就被江青打斷。她說今天是來聽農民評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說。可社員們的“評法批儒”發言，沒有一個不被她中途打斷，沒有一個能按自己准備的內容說到頭的。

女社員周福蘭發言，批判儒家提倡男尊女卑。可還沒容她說上幾句，江青就打斷她的話，借題發揮起來，“男尊女卑處處存在，我們中央就不合理……他們都是大男子主義，到了掌握政權，都出來了，一把抓”，叫嚷“這回要改變”，“女的要超過男的”。顯然，她說的“這回”，指的是正在籌備的全國四屆人大會議關於國家及國務院領導的人事安排，其篡黨奪權的野心畢露。

接著，江青攻擊的矛頭就更直接了，她問周福蘭叫什麼名字？周答道：“我叫周福蘭。”一聽這社員姓周，江青就更來了勁，喊道：“是周公的周，還是周禮的周？”周福蘭莫名其妙，說：“就是那個周唄！”江青大聲喊道：“我要造你的反！”周福蘭嚇得一哆嗦。江青接著喊：“我不是造你的反，是造你的名字的反。你的名字太封建了。”她要周福蘭“馬上改掉這個封建的名字”，並隨口說道：“你就改成周抵周吧！”隨后又改口說，“就叫周克周吧。用咱們這個（周），克他那個‘周’。”從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她的表現來看，江青的這番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她要“克”的那個“周”是誰。

從這開始，以后每個社員發言時，江青都要先給他們改名字。女社員於瑞芳剛報上姓名，江青就嚷，什麼“瑞芳”！去掉那個“瑞”，就叫“於芳”！

女社員王淑賢一說出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賢，不行！‘淑賢’兩字全去掉，就叫王先！”

男青年王孝歧是個高中生，是市裡安排的重點發言人，事先准備了發言稿。可他剛開始念稿子，江青就忍不住了，喊道，什麼孝歧！孝誰？孝什麼？典型的封建意識！這個名字不行！你以后就叫王滅孔！

還有一位中年婦女叫李淑鳳，江青說，淨是什麼龍呀鳳呀，改！以后就叫李樹風！樹立新風！

江青不僅給男女社員改名字，連時任天津市委書記的解學恭也被改了名字。她當著全村人的面對解學恭說：“你那個‘恭’是溫良恭儉讓的‘恭’，是封建主義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階級的‘工’！學工，向工人階級學習嘛。”后來，一次我看到天津市委寫給江青的一份報告，解學恭真的就簽上了“解學工”三個字！

這樣鬧騰了一個多小時，沒有一個社員有一個完整的發言，江青就宣布這場社員“評法批儒匯報會”結束，她要去地裡參加勞動，與社員一起割小麥。當時正值麥收時節，學校外不遠處就有一塊麥地，社員們正忙著收割小麥。

江青在一伙人簇擁下來到麥地裡， 拿過一把鐮刀來要割麥。可她既不會使鐮刀，也抓不住麥棵，亂砍幾下，一棵麥子也沒割下來。其實，她的目的並不是割麥，而是讓隨行攝影人員照相。老實的大隊黨支書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到自己的腿腳，忙上去幫她，結果擋住了鏡頭。江青很不高興，一把推開他，喊著：“你走開，別盡來幫倒忙！”

當時，在寶坻縣有兩位全國聞名的下鄉、回鄉女知識青年，一位叫侯雋，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寶坻縣委把她們都召來見這位“中央首長”。在麥地裡，有人把這兩人帶到江青面前。江青為了表示對這兩人的親熱，說，我早就熟悉你們倆，一直想念著你們呀！然后就從頭上摘下一頂白草帽，說，今天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這頂草帽是我1942年從延安撤退，跟隨毛主席轉戰陝北時，從延安帶出來的。多年來南征北戰，一直跟隨著我。今天我送給你們倆人作個紀念。

聽了這話，我們一個個面面相覷，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看那頂草帽，雖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但那是一頂很精細的草編織物，顏色雪白，帽頂帽邊都十分整齊，一點也沒有折皺，更無破損。延安時期是個極為艱苦的年代，會有這樣高檔精細的草帽嗎？即使有，從延安撤退，一路輾轉，戰火硝煙，至今又經過30余年，還能保持嶄新光鮮如此嗎？再說，一頂草帽送給兩個人，誰來戴呢？演戲，這不是在演戲嗎？我忍不住在心裡直嘀咕。

贈畢草帽，江青向大隊干部要一頂當地農民戴的那種蘆葦秸編的“蘑菇帽”，她說她喜歡農民的帽子。其實她是想戴上照相。可接過王作山送來的那頂農民戴過的“蘑菇帽”后，見滿是汗漬，便不往頭上戴，借口說“太小了，我不能戴”。接著又埋怨起侯雋來，說，你下地來也不戴個草帽？我看你也變成個小官僚了！王作山趕快派人乘車去林亭口供銷社買一頂新的“蘑菇帽”。

新的“蘑菇帽”還沒買回來，江青已離開麥地，要到場院上“打場”去了。在場上，有人遞給她一把翻麥子的木杈，她拿在手裡揚了揚，讓人照相。照完相，她轉身又看見場上正晒著新打下的小麥，便對大隊干部說，這麥子多好呀！我要把你們的勞動果實帶回去給毛主席嘗嘗。大隊干部和社員們忙去找了干淨的布袋，裝上10多斤小麥……

江青在場院上轉上一圈，就宣布今天的“收麥勞動”結束。她要吃午飯了。

這時，天津賓館的工作人員早已在小學校裡准備好了午餐。面包、菜、飲水和碗筷等用具都是從市裡運來的。女服務員一律白衣黑裙，也全是天津賓館裡來的。江青等人在一間教室裡擺開餐桌，我們和工作人員便在院裡樹陰下吃。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說是要到社員家裡去“同住”。村裡事先已接到通知，早已選定大隊會計王啟恩家為她的午休之處。王家人口少，房子寬敞，環境也較干淨。頭一天，縣裡、大隊已派人幫王家來個徹底大掃除。當天上午，天津賓館的服務員又重新掃過大炕，屋裡、屋外、院子全消了毒，炕上鋪上賓館的被褥枕頭，服務員還用帶來的深色窗帘把王家前后窗戶遮個嚴嚴實實。王家和前后左右鄰居養的所有貓狗和雞鴨全被捉住送到別處暫管，以免發出叫聲驚擾首長午休。江青進去后，王家幾口人全走出來在院子裡守候。公社和大隊干部們午飯也沒吃，輪流在王家院門口和房后為江青站崗放哨。這就是江青一個中午的“與農民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