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江青在小靳庄的一場鬧劇

絕不是稿子寫得好，而是社領導與記者息息相通

當日下午3時許，江青離開小靳庄。我們經過採訪，先寫出了小靳庄通過搞文化活動進行評法批儒的內部參考材料發往總社。至於公開報道，一時間卻無從下手。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動，從政治方面來看，她影射周恩來，篡黨奪權的野心畢露，令人不齒。還有隨意給人改名字，說謊話不臉紅等等丑惡表演，令人厭惡，哪一方面都沒有給人留下美好印象。她那些活動，哪一項是值得報道的呢？想起將要寫的報道，我們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壓力，好在上面和總社對公開報道要求得都不那麼緊，我們就在小靳庄農民家裡住下來，一邊了解小靳庄的歷史、生產等方面的情況，一邊觀察著形勢的變化，思謀著如何應付公開報道。

一直拖了近一個月，到7月下旬，總社才讓我們發有關小靳庄的公開報道，但並未限定報道內容。這時，天津分社也派了兩位記者前來住“點”採訪，原先我們就熟悉的寶坻縣委報道組的老朋友們也來了。我們便一起討論稿子如何寫。我聽著大家的發言，其實，經過近一個月的思考，心裡已經有了主意：絕不可正面寫江青等人到小靳庄的活動！參加討論的幾位，分社記者和寶坻縣委通訊干事，都是老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但我還是不敢直白地說出心裡的打算，便盡力往這方面“引”。好在這幾個人都不想借此機會討好江青，所以大家最后形成共識：這篇稿子不寫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動，也不正面寫小靳庄如何“評法批儒”，就寫小靳庄的群眾文化活動。自然，文化活動也要上綱上線，要寫“興無滅資”，“用無產階級思想去佔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等那樣的極“左”口號和假話、大話、空話。但小靳庄的群眾文化活動已廣泛開展多年，縣通訊組曾在報刊上發過報道，不是江青搞的，也不是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產物。寫群眾文化活動尤其是在當前的情況下來寫，肯定會造成一些不良影響，但比正面寫批林批孔、尤其與正面寫江青來小靳庄的活動相比，無論如何它在輿論上造成的沖擊和影響，肯定會低得多。“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主題確定下來之后，大家就一起湊材料，列提綱，最后列出十項文化活動。然后，我們就從社員家裡搬出來，住進林亭口鎮上一家破舊的小旅館裡，集中精力寫作。經過幾天的寫作和反復修改，最后定名為《小靳庄十件新事》。雖然十項文化活動中，有兩條是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內容（如第二件新事：培養貧下中農的理論隊伍﹔第三件新事：貧下中農登台講歷史），也有幾條比較勉強，經過“拔高”，但十件新事從總體上來看還是以講農民文化活動的內容為主，報道的影響就有了一定的限制。在那種情勢下，能夠不正面寫江青在小靳庄的活動就是大幸！

稿子寫出來后，要先請當地領導審閱，寶坻縣委沒有什麼意見，而當時天津市委駐小靳庄工作組的負責人有些遲疑，問，沒有突出寫農民批林批孔，行嗎？我忙對他說，十項活動全是小靳庄農民的創造，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而且，十項活動中每一項都有批林批孔的內容。是不是就先這樣定稿，發回總社讓社領導去定奪吧。他聽我這樣一說，就沒有再堅持，說，好，新華社領導是新聞界權威，由他們定吧！

我怕“夜長夢多”，當天便把稿子送到寶坻縣委連夜打印出來。第二天是星期日，為了不驚動更多的人，我們帶著稿子來到汽車站，悄悄乘長途汽車回到北京，把稿子交到社總編室。

稿子交出后，我的心並不能放下來。穆青對稿子向來以嚴著稱，這篇稿子能通過嗎？

當天夜間，穆青處理完例行編務之后，把我們召到總編室談這篇稿子。往常，在這種時候，我們總是先聽他說﹔可是今天，我感到有必要把江青這次在小靳庄活動的前前后后向他和盤托出，讓他先了解真實情況，這樣有利他了解我們的報道思路。隻要他了解到真實情況，他肯定會支持我們這種寫法。如果他不同意這麼寫，他也一定會有更好的寫法。

在我講述的過程中，穆青吸著煙默默地聽著，一句話沒說，但臉上的表情慢慢變了。聽完之后，他輕輕地搖了搖頭，“唉！”地一聲，長長嘆了一口氣。雖然沒有語言交流，但我從他的面部表情上讀懂了他的內心：他對江青在小靳庄丑行的不屑，比我們更強烈，卻更深沉，可在我們這些年輕人面前，他不會口無遮攔地表示出來。他把稿子拿到另一間辦公室，大約不到一個小時后，他出來了，把稿子放在我們面前。我放眼看了看，首頁上幾乎沒有什麼改動，不像往常的稿子常被改成個大花臉。

我忙問，這樣寫行嗎？

穆青意味深長地說了句：“恐怕也隻能這樣了。就寫社員的文化活動，不能寫別的。‘十件新事’這個題目也不錯。”

我聽明白了他的話，特別是“不能寫別的”這句話的含義。

穆青並沒有馬上簽發這篇稿子，說：“再讓穆之看看。你們先等著。”

大約又過了半個多小時，將近午夜時分，穆青回來了，一臉笑容，對我們說：“穆之與我們看法一樣。他夸你們寫得巧，讓就這樣定稿播發。”

這是我在穆青手下最順利通過的一篇報道。絕不是稿子寫得好，而是因為記者與社領導想到一起了。在新華社這個團隊中，在那樣特殊的年代裡，領導與記者心心相印、氣息相通，是十分難得的。在新華社，在朱穆之、穆青這些人的領導下工作，即使是在當時那麼復雜的斗爭中，我們也沒有會被“拋出去”的擔憂。在他們面前，我們敢於向他們訴說心底的話，講真實情況。雖然有些話不便明說，但彼此可以信任、理解，一切皆在不言中。這種信任和默契，至今想來還令人心暖。（摘編自鄭州大學出版社新書《師者穆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