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林伯渠的歷史交往

林伯渠越來越感到，陳獨秀的妥協方針是錯誤的

1922年8月下旬，根據剛結束的西湖會議精神，李大釗、陳獨秀准備拜會孫中山，商談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事宜，陳獨秀還約林伯渠到自己新居法租界環龍路銘德裡2號和李大釗見面。“三人已有很久未見了，這次在滬相見格外高興”。談到西湖會議情況，李大釗說：“仲甫對孫先生入黨方式打手膜有不同看法。我打算向孫先生建議，改進國民黨的一些方法，你有什麼看法？”

林伯渠贊成說：“孫先生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宣誓和打手膜……現在時過境遷，倘若向孫先生提出改進國民黨，這一點都不願改進，怎麼改進一個黨呢？”陳獨秀說道：“從上次馬林和孫先生談話看，孫先生雖然贊同馬林建議，但並未採取具體步驟。這次請守常去談，孫先生態度會怎樣呢？”林伯渠立即說：“現在和孫先生談兩黨合作是最佳時機。孫先生離粵赴滬時說，今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土鄰接，關系密切言之，則莫如蘇維埃俄羅斯。”

和陳獨秀、李大釗交談后，林伯渠直接去了孫中山寓所。孫中山聽林伯渠說共產黨領袖李大釗、陳獨秀想要見他，商討加入國民黨問題，高興地說：“好呀，你去安排一下時間，我隨時歡迎他們來。”此后，林伯渠便多次參加孫中山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會談。據記載，當時孫中山急於尋找新的同盟軍，“每次談話暢談不倦，幾達忘食地步”。稍后，孫中山接受了陳獨秀代表共產黨提出的意見，取消了打手膜等儀式，陳獨秀、張國燾等人便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

加入國民黨后，陳獨秀對林伯渠開玩笑道：“我和守常介紹你入共產黨，現在是你把我們介紹到國民黨裡來了。”林伯渠也笑了，說：“我加入共產黨是秘密的，你們加入國民黨是公開的，怕大不同呢。”

1923年，陳炯明部被滇、桂、粵聯軍擊敗，余部盤踞惠州、潮汕、梅縣一帶。2月下旬，孫中山在陳炯明兵敗后抵達廣州就任大元帥，林伯渠也到了廣州。這期間，陳獨秀參加完共產國際四大后，亦將中央機關由北京遷到廣州。1月23日，陳獨秀還被孫中山以總理名義任命為參議。林伯渠由於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得力，在1924年1月廣州國民黨“一大”上，更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被孫中山指定為第一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

然不久即發生了中山艦事件，1926年4月1日，蔣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系，揚言為避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力量發展引起“黨內糾紛”，應有一個“消除誤會的具體辦法”，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主要內容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省、特別市黨部中擔任執行委員，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委員數額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國民黨員不得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國民黨中央主席保存﹔共產黨對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指示，須事先提交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通過方能下達等。

國民黨左派何香凝、柳亞子等都投票反對這一別有用心的提案，但中共中央領導人陳獨秀等和蘇聯顧問鮑羅廷採取妥協退讓的態度，他們派張國燾等到廣州指導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張國燾到達廣州后，強使林伯渠等共產黨員接受這個提案，使《整理黨務決議案》得以順利通過。蔣介石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人部部長，隨后又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

當時任國民黨部長的共產黨員僅有組織部長譚平山、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伯渠。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林伯渠、毛澤東、譚平山三人無奈提出辭呈，5月28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委會議照准。據《陳獨秀與中國名人》一書記載，在上海的陳獨秀還就此寫了《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和《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說：“貴黨‘整理黨務案’原本關系貴黨內部，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凡為貴黨黨員者，當然有遵守之義務，而於黨外之團體，則殊無所關涉。”

“林伯渠對陳獨秀、張國燾等人採取妥協退讓政策使左派受挫，一想起來就感到痛心。此時見蔣介石陰謀得逞，林伯渠心中又蒙上了一層陰影。陳獨秀知道黨內多數同志憤憤不平，提出了‘包而不辦，退而不出’八字政策”。在此形勢下，林伯渠到程潛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六軍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六軍由警衛軍、建國贛軍、攻鄂軍、湘軍第五師以及收降的洪兆麟叛軍殘部改編而成，戰斗力薄弱。林伯渠到任后，糾正隊伍中的混亂思想，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同時，他還在軍中發展共產黨員和團員，並挑選黨員團員以及國民黨左派人士擔任政治工作，使得六軍戰斗力迅速提高。

林伯渠很早就主張共產黨要掌握軍隊，在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時，還曾建議中共廣東省委多建幾個師，但陳獨秀當時卻認為北伐時機不成熟，在其影響下，當時中共廣東省委主持軍委工作的同志反斥責林伯渠有軍閥思想，將林伯渠的正確主張予以否定，結果北伐時第六軍兵力僅有3000余人。

1926年7月，北伐軍正式出師，林伯渠隨第六軍行動。次年3月24日，在第二軍配合下，第六軍攻下南京。此時譚延闿按照汪精衛、唐生智等人的旨意，在一塊綢布上寫下密令派人交給程潛，要他在南京截留逮捕蔣介石，林伯渠直接參與了武漢方面打算逮捕蔣介石的謀劃，並親往南京與程潛進行接洽，但程潛並未同意。4月3日，程潛察知蔣將發難，遂假調和之名，離開南京急赴漢口報告。蔣介石下令第二、六兩軍離開南京，程潛令他們不要過江，不幸電報被蔣截獲。4日，蔣介石所部第七、十、三十七、四十等軍預先埋伏，包圍監視，在南京的第六軍第十九師陷入重圍，被蔣介石解除武裝。28日，蔣介石在南京借口驅逐共產黨，解除了第六軍剩余部隊的武裝，然后將其遣散改編。

5月中下旬，武漢國民政府命程潛恢復第六軍。軍長程潛遂在湖北武漢收容舊部。六軍成立后，27日晚上，林伯渠邀請陳獨秀到漢口紫陽裡52號寓所商談有關事宜。

“許克祥在湖南殺的都是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現在形勢更加嚴重，你要有准備。”林伯渠憂慮地說。眼看夏斗寅、許克祥相繼叛變，武漢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陳獨秀也知道形勢很壞，不久前已搬出中央機關61號，和秘書隱居起來。他接過林伯渠遞來的香煙，停了半晌沒有擦火柴，問道：“你對和森提出的‘兩湖決議案’怎麼看？”（在“兩湖決議案”中，蔡和森認為解決許克祥，要靠農民群眾自己，提出發展農民軍隊5萬以上，甚至提出推翻代表土豪劣紳的國民黨中央。）猶豫了一下，林伯渠點頭說：“共產黨目前很困難，要反蔣就少不了武裝。蔣介石解散第六軍，我和程潛都感到有責任，這是一個大教訓。和森的發展軍隊計劃，我在去年北伐前就提過建議。”

提到程潛，陳獨秀眼睛一亮，問：“如果把第六軍培養成中央工農軍，程潛會同意嗎？”“這事怕要你當面和程潛談。”林伯渠這麼說是有道理的，當時他雖然與程潛私交甚篤，而且林伯渠的三弟林祖烈即是程潛的女婿，兩人屬姻親關系，但改變軍隊性質，非同小可，程潛是什麼態度，他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1927年6月的一天，在林伯渠家中，陳獨秀再次提到上次談到的話題，說：“能不能約程潛談談？”當時形勢已異常緊張，汪精衛反共意圖日益明顯，林伯渠也感到這是最后的機會了，便說：“好，我請李世璋找一個僻靜地方，然后再約你。”李世璋是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他在1925年北京孫中山先生追悼會上與林伯渠相識，1926年組建第六軍時，為政治部秘書，重組第六軍后，任軍政治部代主任。

幾人見面后，程潛提出先聽陳獨秀的想法，陳獨秀遂說：“如將六軍培養成工農軍，須將六軍中下層干部送海參崴培訓。”程潛躊躇了一下，轉身問林伯渠：“你的意見呢？”林伯渠早有准備，遂回答說：“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較適合。”程潛說：“那就讓李世璋去。”不幸的是，這個方案最后因汪精衛分共，陳獨秀被免職而未能實施。更為遺憾的是，這次會見竟成林陳兩人的永別，“此后林伯渠參加南昌起義，陳獨秀隱居上海，兩人再未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