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獨秀李大釗介紹下，林伯渠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0年夏，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俞秀鬆、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5人於上海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寓所）開會，確定要成立中國共產黨，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起草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由此，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遂正式宣告成立。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召開會議“首次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正是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歷史機緣，促使時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的林伯渠，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前往陳獨秀寓所表達入黨的意願，並與陳獨秀相識，以此為發端，兩人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傾心交往。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園，號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於湖南安福（今常德臨澧）縣。1902年，受思想開明的父親的影響，林伯渠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師范學堂，翌年赴日本公費留學，1905年8月經黃興、宋教仁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6年，林伯渠回國后，預謀聯絡各地志士反清。袁世凱刺殺宋教仁后，林伯渠在湖南參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參謀。失敗后遭袁世凱通緝，被迫逃往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受到孫中山的賞識。稍后護國戰爭爆發，林伯渠任湖南總司令部參議。1918年3月，長沙復為北洋政府攻佔，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廣州，並於1920年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此時陳獨秀已是革命志士中的傳奇人物，是當時進步青年心中的偶像。見到陳獨秀時，林伯渠很是興奮。經過交談，陳獨秀那樂觀大氣的革命豪情、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以及對政治問題鞭辟入裡的分析，都讓林伯渠深為嘆服。而思想進步、傾向革命、對封建三綱五常舊禮教異常痛恨的林伯渠，也給同樣誓與封建禮教相決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陳獨秀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對於孫中山的追隨者，陳獨秀在日本即有一種成見，他曾經說過：“同盟會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說了。像汪精衛，純屬全軀保妻之徒。”故而，雖然林伯渠有著李大釗的推薦信，陳獨秀還是對他進行了一番試探，讓其談談對俄國十月革命和國內革命形勢的看法。
林伯渠從辛亥革命果實被篡奪，講到二次革命的失敗﹔從護國護法運動的受挫，講到五四運動的探索，他說：“我常常苦惱，從同盟會成立到民國成立后10年中，我們受了這麼多的挫折，流了這麼多的血，政局澄清總是遙遙無期。從守常（即李大釗，筆者注）寄來的雜志中，我得到啟示，歐美式議會政治不能完成這個任務，俄國十月革命能夠成功，主要是靠無產階級。……要革命，依靠軍閥打軍閥行不通，隻有依靠無產階級的力量，才能拯救中國。”
林伯渠此番話語徹底打消了陳獨秀的疑慮，他當即答應了林伯渠的入黨要求，並說道：“我們的組織剛剛成立，特別需要發展好的黨員，你是孫先生身邊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們的共產黨，這說明我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於是，在陳獨秀與李大釗的介紹下，林伯渠光榮地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
1922年4月底，陳獨秀、達林、張國燾、蔡和森趕到廣州，參加第一次勞動大會和團中央一大。此前孫中山在廣州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林伯渠也回到廣州工作。陳獨秀遂建議林伯渠兼一點廣州共產黨小組的工作，林伯渠便擔任了廣東青年團財政部審計股股長。開干部會時，陳獨秀請林伯渠也來參加。在向少共國際代表達林介紹林伯渠時，陳獨秀還說：“祖涵是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他的意見有特別的意義。”
自陳獨秀離開廣州回上海任中央局書記后，林伯渠與他已有半年未見面。此番見面后，兩人甚為興奮。問了一些個人私事后，陳獨秀談及馬林與孫中山的談話。當時“馬林、張太雷到桂林住了9天，與孫中山見了幾次面，都是林伯渠約見的”，林伯渠遂說道：“馬林對孫先生評價很高，稱他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但他對孫先生目前的方法不贊同。……馬林給孫先生提出一個建議，說你應該有一個很好的、有紀律的、由各革命階級各階層聯合的黨。”
在此之前，隨著廣州中華民國政府革命力量的不斷發展壯大，作為內務總長兼陸軍總長的陳炯明與大總統孫中山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矛盾趨於尖銳。
思緒及此，陳獨秀又問道：“現在陳炯明與孫先生已公開對抗，你怎麼看？”林伯渠傾向孫中山的態度很堅決，遂說道：“以我之見，孫先生反軍閥是堅決的，陳炯明擁兵自重，是不能與孫先生相提並論的。”陳獨秀表示贊成，問：“孫先生能否和勞動大會代表見面？”“我把仲甫的意見告訴孫先生，因為是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我想孫先生會來的。他來了講些什麼呢？”“要講的話很多，趙恆惕是湖南省長，他殺害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孫總統應該有個表態。此外，他也可以對勞動大會的代表提出希望。”陳獨秀解釋說。
不久，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開幕，陳獨秀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勞動節由來與意義》的演講。大會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政治口號，通過了《八小時工作制》、《罷工援助》和《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在林伯渠的積極努力下，孫中山在大會召開的第二天，接見了大會代表，並作簡短講話。
會議期間，陳炯明托秘書黃居素到廣州，請陳獨秀去惠州談談，陳獨秀於是連夜乘船到達惠州。在去陳炯明司令部的路上，隻見哨卡林立，除了來來往往的軍人，沒有其他行人。到達司令部后，陳獨秀看到陳炯明的桌上擺滿了軍用電話，牆上挂著一張張軍事地圖，便對陳炯明說：“司令軍務在身，我們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廣州。”回到廣州后，陳獨秀對林伯渠說：“陳炯明難以與孫先生彌合，粵軍警備森嚴，久之怕有兵變。”林伯渠點點頭，憂慮地說：“孫總統也有此擔心，（陳炯明）已成心腹之患。”
果不其然，在陳獨秀從惠州返回廣州后不久，孫中山即於1922年6月12日舉行記者招待會，不點名地指責陳炯明“反對北伐”，而陳炯明亦於6月14日拘捕財政次長廖仲愷，兩人矛盾開始公開化。兩天后，陳炯明的部屬葉舉率“陳家軍”主力回師廣東，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和粵秀樓，企圖殺害孫中山。當時總統府衛士僅61人，拼命掩護孫中山與宋慶齡脫險，但總統府與粵秀樓被夷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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