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林伯渠的歷史交往

歷史的遺憾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后，與尹寬、彭述之等“陳獨秀派”分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常務委員會，自任總書記。1931年5月1日，陳獨秀等人又於上海召開中國托派組織大聯合的“統一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后出任“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總書記，自此正式走向了林伯渠等中共黨人的對立面。

然“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成立還不到三個星期，便遭受致命打擊：由於叛徒告密，委員會成員悉數被捕。

經歷幾年牢獄生活后，1937年8月23日，在全國人民“一致抗日”的強烈要求下，經過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爭，蔣介石釋放了一大批政治犯，面色蒼白的陳獨秀亦帶著一絲矜持的微笑，神態自若地步出國民黨南京模范監獄的大門。出獄后，陳獨秀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轉告中共駐南京的代表，說明自己已脫離托派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表示擁護，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工作。陳獨秀還親自寫了一封信，並起草了抗日的七條綱領，托羅漢轉給中共中央。羅漢持中共辦事處開的介紹信和供給的旅費，於9月2日到達西安，見到了時任八路軍駐陝西辦事處黨代表的林伯渠。

見到林伯渠后，羅漢將他和陳獨秀組織托派，及陳獨秀出獄后想回延安的事說了一遍。提到陳獨秀，林伯渠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說：“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見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過比別人不同的地位。”說到這裡，林伯渠皺了皺眉頭，說：“只是仲甫脾氣太倔。”羅漢聽后問：“依林主席看，陳先生想回延安，能讓他去麼？”“仲甫能否回延安，關鍵在他自己，倘能放棄某些成見，回到一條戰線上來工作，於民族於社會都是極需要的。”羅漢知道，林伯渠講“某些成見”，是講他們的托派活動，遂吞吞吐吐地說：“仲甫與黨中央有過爭論，我擔心延安不讓他回去。”

林伯渠搖了搖頭，說：“仲甫曾經站在時代前頭，我希望他站在大時代的前面，過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無需再費筆墨唇舌去爭辯。”沉思了一下，林伯渠說：“此事非同一般，須黨中央拿意見，我即給延安拍電報，請示中央，你稍住幾天。”林伯渠給延安拍電報的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獄，願意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弟意中央為集中整個力量著眼，可聯合他們回黨工作。羅漢后來曾回憶說：“與伯渠兄詳談。伯渠當即電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往。隨得復電相招。但彼時因山洪毀路，汽車不通，一時無法前往”，於是改由“經過電台解決”。

收到林伯渠電報后，毛澤東等人經過慎重商討，於9月10日以“洛甫、毛澤東”名義簽發致林伯渠《關於對付托陳派分子的原則的指示》：

伯渠：

話告羅漢我們對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則：

（甲）我們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系，而且竭誠歡迎你們的轉變。

（乙）在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我們亦願與之聯合抗日。（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丙）至於其他關系，則在上述且條件實現之后以再行考慮。

洛、毛

當天，林伯渠收到電文后即出示於羅漢。羅漢看過中共中央的電報，心情很沉重，說：“陳獨秀的脾氣和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過，十分困難。”林伯渠也知道陳獨秀脾氣與秉性，但他還是希望陳獨秀能回心轉意，回到黨內，遂建議羅漢勸勸陳獨秀，說：“仲甫要回延安，須先實現這三個條件，你再多做做工作。”稍后，羅漢在武漢雙柏廟后街26號找到了陳獨秀，“他把自己和林伯渠的談話及前前后后的事說了一遍”。果不其然，林伯渠等人擔心的事情發生了：陳獨秀在聽完羅漢所述后，憤然說道，“我願意寫聲明，但不願意寫書面檢討。”

然說歸說，在周恩來等人的勸說下，陳獨秀與黨的關系一度又有所緩和，讓林伯渠甚為欣慰。不料，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蘇聯歸國的王明卻用“漢奸”、“托匪”、“殺人犯”等詞來攻擊托派，並指責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翌年1月28日、2月8日，康生秉承王明的旨意，於《解放》周報第一卷第二十九、三十期發表其撰寫的一篇長文《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公開污蔑陳獨秀為日本間諜、漢奸。

康文發表后不久，一時間輿論嘩然，各界反應強烈。

3月20日，《新華日報》發表了葉劍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聯名的公開信，簡單地敘述了他們在南京接見羅漢，並為托派與中共合作抗日問題，“囑羅漢赴陝”。這件事無形中証明所謂間諜、漢奸之說，純屬誣蔑不實之詞，因為共產黨人絕不會資助一名漢奸去陝西商談合作抗日問題。然而，在信的末尾仍然指責陳獨秀始終不願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及反對托派漢奸行為。稍后此事雖然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斡旋下漸漸平息，但林伯渠為爭取陳獨秀回到黨內的努力付諸東流。陳獨秀與林伯渠並肩戰斗的機會，也永遠地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