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觀記敘中內含歷史細節
年譜需要對譜主的生涯按日程作流水賬式的記敘，從而呈現譜主生平的輪廓﹔但同時，成功的年譜還需要歷史細節、具體的史實，或者令人通過閱讀一個時間段的年譜得到某種身臨其境的歷史感，體認歷史的復雜性，引發思索。人言沒有細節就沒有歷史。就歷史的魅力或吸引力而言，這一點十分重要。年譜在該方面亦有可圈可點之處。
例如，鄧小平在國內上中學時已經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參加了學生運動。但是他閱讀《新青年》雜志則是到了法國以后。年譜對鄧小平留法勤工儉學的記敘，令人具體感受到他當年奔波和不穩定的生活窘境。年譜對鄧小平主編《紅星》報的記敘頗讓人感慨。在當年反“圍剿”戰爭的烽火歲月中，《紅星》報的編輯和出版十分准時。從1933年8月起，每禮拜一期（有時間隔八天）。從1934年5月起，縮短為每五天一期，直至7月25日。此后又出了三期，長征之初還出了六期油印版。其間的困難和鄧小平對工作的高度負責精神可以想見。
再如，年譜對1946年1月至6月全面內戰爆發這段歷史的記載，亦大有助於歷史具體性和復雜性的展示。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命令和聲明公布后，晉冀魯豫地區國民黨軍隊的繼續調動、八路軍的應對策略和部署、雙方在一些地方的沖突與爭奪、鄧小平等作為地區領導人對和平不抱幻想而是充分做好大規模內戰的准備等情況，年譜均有記載。對於抗戰勝利后到全面內戰爆發前這段歷史，人們關注較多的是國共和談、停戰協定簽署前的局部內戰、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和平民主建國問題上的宏觀動向。而年譜的相關記敘，則能讓我們更全面地認識當年處在戰爭與和平十字路口上的中國的復雜局面，也讓我們體會到大規模內戰的不可避免。也正是包括晉冀魯豫在內的各解放區領導人對戰爭危險的高度警覺和充分准備，才有全面內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各戰略區的從容應對。同樣的，年譜對渡江戰役前總前委與中央軍委電報往來的記敘也展現了歷史的復雜進程。渡江作戰與當時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年譜記敘了渡江戰役總前委出於軍事考慮對早日渡江的期盼，其中涉及長江水情、准備渡江而進行的疏河翻壩時間過久可能會導致決堤淹沒農田、幾十萬大軍長期麇集帶來的后勤供應困難等等。在這裡政治與軍事的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約的歷史交織得到展示。
一則史實或具體情節往往令人聯想到一整段歷史，起到比平鋪直敘更佳的效果。例如，劉鄧大軍渡江進入（南）京、滬地區后，中央軍委命令二野進軍西南。鄧小平在1949年8月17日二野、三野團級以上干部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談到二野某些同志“認為二野總是命苦”【《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835頁。】。這一生動、朴實的話語自然令人聯想到二野的作戰史——為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全局，千裡躍進大別山、吸引大量國民黨軍隊於自己周邊的艱難困苦，淮海戰役中與國民黨主力兵團的激烈鏖戰，渡江后剛剛進入東南富庶地區，又要跋涉千山萬水進軍經濟文化遠為落后的西南地區。在全國即將解放的前夜，發出“二野總是命苦”的感嘆也在情理之中，而最終堅決執行中央命令的行動則說明了二野官兵顧全大局、革命到底的精神。
歷史是具體的，它需要能夠呈現歷史情境的生動資料。在這方面，年譜亦提供了不少素材。例如，年譜對中蘇兩黨論爭中鄧小平一些活動和觀點的記敘頗為具體——1960年10月22日下午在蘇共中央舉行的招待宴會上，赫魯曉夫講話之后鄧小平立即講話（從行文判斷似乎不是事先安排的）表示不同意赫氏觀點。席間在同赫魯曉夫的交談中更是幾次針鋒相對，直言其觀點“是完全錯誤的”，“講教條主義就是攻擊中國”，“你這個理解是不對的”，“你這種態度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完全錯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9頁。】類似的例子年譜中還有一些。這些生動的材料，對於呈現鄧小平多彩的生平、鮮明的性格與作風是極為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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