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與思維的溯源
就鄧小平生平與思想研究而言，鄧小平理論研究是最受重視也是開展得最好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的出版為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鄧小平理論和鄧小平的思想歷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考和回答，這一理論主要源於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但是，其中也有歷史的承繼和源頭。這種延續有的表現為理論的起點，屬於顯性的存在﹔有的則是潛在的影響或者不直接呈現為具體觀點的繼承，而是一種思維和思考方式的延續﹔有的則是理論試錯后校正的成果。
從延續性較明顯的理論起點方面講，年譜提供了諸多資料。例如，鄧小平對發展生產力的高度重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便十分明確，數次從不同角度談到該問題。1957年1月12日在給清華大學師生所作的形勢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制度好不好，“決定於是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應該說，我們現在的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注意調整”。“在具體制度上，隻要有利於發展生產，……什麼制度合適，就採取什麼制度。”【《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338頁。】1961年1月24日在會見外賓的談話中提出：“如何搞社會主義主要看兩條：（一）群眾滿意。（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615頁。】1962年7月7日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的講話中提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14頁。】即使在“左”的階級斗爭日趨發展的形勢下，鄧小平依然在1964年1月11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衡量我們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我們能不能發展生產力，能不能比較快地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89頁。】同年6月19日在共青團九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講到：毛主席提出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概括起來講，就是要出兩個產品，一是發展生產力，一是保証中國不出修正主義”。此后，他在不同場合數次重申這一觀點。又如，鄧小平在五六十年代接見外賓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訪者的談話中反復強調：各國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最可靠的是自己的經驗教訓，別人的東西是靠不大住的，最熟悉的路是自己走出來的﹔每個黨隻有把馬列主義和本國實踐結合起來才能成功。再如，在干部問題上，鄧小平強調：“看干部，要看整個歷史，主要從重要關節上看，不看細節。”【《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12頁。】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要逐步從制度上、習慣上、風氣上做到干部職務能上能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第1735頁。】，等等。這些對於后來鄧小平理論的起點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當然，時代和認識的局限，同樣體現在鄧小平身上，例如他對“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中蘇論戰的某些認識，沒有也不大可能脫離當年黨內的主導性觀點。這些則從另一個方面促使鄧小平日后反思並尋求校正，從而有助於鄧小平理論的形成。
一種理論或一個人的思想，除了具體內容外，還包括理論闡述背后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例如鄧小平思考問題的特點是善於從大局和實際出發，高屋建瓴、抓核心抓關鍵，重實踐經驗。年譜在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資料。如1940年5月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一二九師抗戰以來的工作總結報告》提出：為了建設鞏固的模范根據地，必須做好“黨軍建設”、“政權建設”、“黨的建設”三大工作：“（一）軍隊建設以加強正規化的程度，提高軍事政治質量，加強戰斗力為准則，中心放在黨的工作和干部教育上。（二）政權建設以發揮民力為准則，中心放在研究發布與執行正確的政策上。（三）黨的建設以進一步的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鞏固與一致為准則，中心放在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上。”【《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第293頁。】又如，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軍事壓力巨大，鄧小平強調“當我們擔著重的一頭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整體”【《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721頁。】。在主政西南和調中央工作特別是出任總書記后，對工作的處理和思考更體現出總攬全局、從大處著眼的特點。
從實際出發，制定政策和策略，是鄧小平思考和處理問題的另一個突出特點。例如，在中原新解放區發現土地改革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后，立即改變策略，決定土改緩行，除政治上打擊惡霸和極反動分子外，“不打土豪，連大地主也不打”【《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740頁。】，以建立反蔣統一戰線。又如，渡江戰役后為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提出：“對帝國主義，擬在群眾中不疲倦地進行宣傳和教育，但嚴防提出不策略、不現實的反帝的具體行動口號，在報紙上多從國際問題和中國的歷史（著重美國援蔣），求得暴露帝國主義，非必要時不輕易涉及現實問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828頁。】再如，主政西南期間對民族工作初期的中心環節是團結問題而不是所謂“階級斗爭”的認識【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063頁。】，對“三反”、“五反”運動引起影響正常工作、工商業停滯和工人失業問題后及時調整政策進行的糾偏等。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依據實際和群眾實踐，對計劃工作、工業建設、農村生產關系的認識和總結等等。總之，年譜為鄧小平理論淵源研究、為鄧小平思想歷程與思維特點等研究提供了基本脈絡和憑據。
當然，年譜也還存在值得進一步推敲和完善的地方：一些與鄧小平沒有直接關系但又屬於中共歷史上重大事件的條目，哪些可以寫入哪些可以略去，似乎仍有斟酌的空間﹔個別重大事件的定性描述例如高饒事件等宜更准確，需關注到相關資料和研究的最新進展﹔一些條目的撰寫宜更完整，如1951年3月5日條對中共重慶市委鎮反計劃的批示，宜適當介紹計劃本身內容﹔又如1952年1月7日條宜適當介紹西南公安部“三反”情況的匯報內容，同年1月19日條致毛澤東電匯報西南“三反”運動情況，亦應對內容作適當介紹，況且毛澤東還批轉各中央局：“西南局這個報告很好，轉發給你們參考。”其實，一些被略去的內容往往會提供具體的有價值的史料。這一類的條目還有一些，篇幅所限茲不列舉。
當然，瑕不掩瑜，《鄧小平年譜（1904—1974）》總的說來是一部嚴肅的、高質量的、提供了大量史料且成功地呈現了鄧小平前七十年生平與思想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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