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人物修撰年譜是中國史學的傳統，是歷史人物研究的基礎工程。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年譜的陸續撰修和出版，為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為現當代中國政治領袖思想與生平研究提供了豐富、珍貴而又可靠的資料。《鄧小平年譜》截至2009年12月已經全部出齊。《鄧小平年譜》的編撰和出版與其他年譜相比有所不同，即首先編輯和出版1975至1997年卷（兩冊）。這自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需要密切相關。如今推出的三冊150余萬字的1904至1974年卷，使鄧小平年譜終於完整呈現。通讀這一卷年譜，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和1975至1997年卷編撰指導思想和風格的一致。這一卷同前一卷一樣提供了大量的珍貴史料，清晰地呈現出鄧小平的生平與思想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鄧小平年譜（1904—1974）》對於鄧小平生平與思想研究特別是生平研究更具特殊價值。因為“文革”后期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的活動和思想，一直是黨史學界、理論界的研究重點和熱點，也一直是宣傳領域的濃墨重彩所在，亦為社會各界所熟悉。而1975年前的鄧小平研究則相對薄弱一些，加之時代間隔遠、鄧小平當時尚未成為歷史的焦點人物，所以社會一般人士知之不多，知之不詳。因此，這一卷年譜的出版自有其特別意義。
一、七十年生平的素描
就鄧小平研究而言，以生平與思想分，思想研究主要是鄧小平理論研究遠勝於生平研究﹔就時段分，“文革”后的鄧小平研究遠勝於此前的鄧小平研究，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當然，這並非是說生平研究不重要，改革開放前的鄧小平研究不重要。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以下簡稱“年譜”）的主要價值之一是為鄧小平生平研究、改革開放前的鄧小平研究提供了系統的可靠的資料，為鄧小平前七十年生涯畫出了清晰的輪廓。年譜撰修的成功與否，一個重要的衡量標准是對譜主生平軌跡的清晰記述，對其主要活動和貢獻的清晰呈現。通讀年譜，這一點無疑做到了。在1904年至1974年間，有幾個時期對於鄧小平日后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是至關重要的。這主要包括領導廣西左右江起義、與劉伯承等共同領導晉東南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指揮中原地區的解放戰爭包括淮海戰役、領導解放大西南並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特別是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期的工作。年譜的主要篇幅是對這些關鍵時期的記敘，提供的資料是豐富的。例如對於廣西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的籌備過程，年譜反映，“立三路線”於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被終止后，由於紅七軍前委並不知曉，雖然鄧小平、張雲逸認為“與勢力強大的敵人在大城市較量難以取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頁。】，卻隻好依然執行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戰略，決定攻打柳州、桂林。其間雖然也曾攻下某些城鎮包括廣西全州、廣東連州等，也有臨戰之際的靈活處置，避免了全軍覆沒，但總的來說是在湘粵桂邊輾轉反復，左沖右突，損失巨大，直到1931年2月從廣東樂昌地方黨組織那裡得知六屆三中全會精神。
年譜對鄧小平領導晉東南和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的記敘亦提供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尤其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與日偽軍作戰包括反“掃蕩”的情況，特別是與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的往來電報，為研究八路軍特別是一二九師的歷史提供了豐富史料﹔其次是與國民黨軍隊、軍政人員的關系。晉冀魯豫根據地周邊駐扎著大量國民黨武裝，主要是閻錫山、石友三、鹿鐘麟、孫殿英、高樹勛、龐炳勛等部。如何處理同他們的關系，不僅關乎根據地的生存，而且關涉國共兩黨的合作、關涉全國抗戰和政局。年譜記敘了鄧小平等領導根據地軍民如何對國民黨軍隊以禮和以理相待甚至作出巨大讓步，如何判斷和利用國民黨軍隊之間的關系和態勢並採取不同策略，如何對頑固反共軍隊進行計劃周密的反擊等等情形。三是根據地建設，包括自上而下的創建和自下而上的鞏固方針及其實施，地方武裝和民兵建設方針，政權建設策略，保衛根據地的“總體戰”方略等等。抗日戰爭是鄧小平生涯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鄧小平作為地區最高領導人（1943年10月后則全面主持北方局和八路軍前方總部工作）主持根據地黨政軍全面工作，這對於其領導經驗的積累和領導風格的形成十分重要。從抗戰勝利后至進軍西南，年譜主要提供了大量的軍史資料，為研究局部內戰、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作戰、圍殲麇集西南的國民黨軍隊提供了大量准確、可靠的史料。
新中國建立初期，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年譜對這一段兩年多時間內鄧小平的工作和活動的記敘亦很詳實。西南局管轄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后並入四川）四省，這一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基礎和影響較弱，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同時國民黨起義和投誠軍隊達90萬，眾多地方和少數民族地區保留著原有的權力結構和軍政人員（用鄧小平的話說，即“西南的封建勢力還原封原樣地保留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90頁。】。加之西南局在一段時間內還兼有指導進軍西藏和西藏工作的責任。所以，經略西南，任務極為艱巨。通過閱讀這一段的年譜可以了解到西南地區工作的紛繁復雜，也可以看到鄧小平處理全局問題的能力。在工作重點先放在接管城市、之后轉到農村、土改完成后再轉向城市的三步走工作部署方面，在改造起義投誠部隊的“宜集不宜散，宜養不宜趕”的策略方面，在農村土改的步驟和政策方面，在對少數民族地區包括西藏的審慎工作方針方面，在民主建政中的統一戰線工作等方面，均能體現出鄧小平總攬全局的能力，而且多次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贊賞，批示“完全同意”、“是正確的”、“很好”等，有的經驗總結和做法還被批轉全國學習或參考。
1952年8月鄧小平調中央工作，先是任國務院副總理，后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一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直到“文革”，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年譜約二分之一的內容是對這段時期的記敘。單從資料的豐富性和價值度上看，這段年譜首先給閱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中蘇兩黨關系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寶貴資料，特別是鄧小平直接領導和參與的中蘇兩黨會談。其次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鄧小平對國民經濟全局特別是工業建設的關注和思考。再次是“文革”時期特別是在江西數年的情況、給毛澤東的幾封信、復出前在江西的參觀和考察、復出之初的主要工作尤其是外事活動和主管體育工作的情況。雖然著墨不多，但畢竟讓人們對“文革”中的鄧小平多了一些了解並且是准確的記載（年譜中這部分可能是繼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后，對“文革”中的鄧小平記敘最系統的資料）。最后是豐富了新中國歷史上諸多重大事件和運動的研究資料。從1952年特別是1956年開始，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鄧小平幾乎均參與其中，並且諸多決策都通過他先后領導的中央秘書長會議和中央書記處組織落實。
年譜除了在鄧小平生涯的關鍵時期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外，在其他時期，如留法勤工儉學和留學蘇聯，在中央蘇區主編《紅星》報，長征到達陝北后的任職和工作等也作了清晰的記敘，從而完整地呈現出鄧小平在1904年至1974年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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