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和十世班禪的忘年之交

歷經坎坷情可貴

十世班禪性格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一點習仲勛十分了解，而且認為非常難得。正是由於有這樣的了解，習仲勛對他一直是坦誠相待，以心換心。習仲勛常對他說：“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為了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我們兩個人什麼話都可以說，我有錯誤你批評，你有錯誤我批評，實事求是。”

西藏和平解放后，班禪十分關心西藏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積極擁護西藏的民主改革。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反對民主改革，公然撕毀17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鑒於這種情況，國務院下令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為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並確定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

西藏地區民主改革后期，出現了一些“左”的偏向和不切合實際的做法，一些地區的藏民有比較大的抵觸情緒，向班禪反映了不少意見。班禪也對一些漢族干部的工作作風很不滿意，到北京向中央領導反映情況。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等同志都分別聽取了班禪的意見。毛澤東稱贊班禪敢於講真話的好作風，並對他提出的一些好意見給予了肯定和鼓勵。

這期間，中央派國家民委副主任楊靜仁去西藏調查。1961年1月，鄧小平在聽取了楊靜仁的匯報后，指示西藏民主改革后要防“左”、防急，並且確定西藏穩定發展、5年不辦合作社的方針。此后，班禪回西藏主持工作，並到其他藏區視察。1962年5月，他向國務院呈送了一份《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對西藏和其他藏區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全文合計7萬多字，被稱為《七萬言書》。報告共分8個部分：關於平叛斗爭﹔關於民主改革﹔關於農牧業生產和群眾生活﹔關於統一戰線﹔關於民主集中制﹔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宗教﹔關於民族工作。報告比較系統地、直言不諱地分析藏區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失誤及其原因，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也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和建議。

黨中央、國務院對此十分重視，認為班禪的大部分意見和建議是好的，但也有一些話是過頭的。習仲勛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受周恩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班禪並同他交談。班禪火氣很大，也說了一些激烈的話。習仲勛充分肯定了他敢於向黨直言不諱地提意見的可貴精神，同時勸他不要動氣，不要說氣話。對習仲勛的勸說，班禪消了氣后說：“你講的我接受，你從小看著我長大，從一開始就幫助我，你是代表黨的，作為個人又是朋友。你是為我好，我感激，但有些不該說的氣話已經說出去了，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說明，我是真心為黨好的。”

在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下，經過李維漢、習仲勛等同班禪反復交換意見，最終形成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糾“左”防急的４個文件，並報經國務院批准。遺憾的是，在1962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傾向在全黨開始蔓延，有些人認為《七萬言書》是“農奴主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是一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綱領”。班禪和李維漢等，包括習仲勛在內，都因此被批判。再加上受小說《劉志丹》案的影響，習仲勛也陷入沉冤。從此他和班禪的交往中斷了十幾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習仲勛和班禪的冤案都得以平反。老友重逢再相見，感慨萬千。班禪見到習仲勛時很不安地說：“因為我的《七萬言書》，把你給連累了，真對不起。”習仲勛對他說：“這不是誰連累誰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鍛煉和考驗，增長了見識，黨對你是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