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領袖陳獨秀與蔣介石的博弈

蔣介石：不要長篇大論的打起筆墨官司來

在1926年1月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隨后又被國民政府特任為國民革命軍總監。他距權力之巔僅一步之遙，可這短短的路途上卻橫亙著兩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一個是共產黨，另一個是汪精衛。在經過一番精心的策劃后，他一手制造了“中山艦事件”，嚇跑了汪精衛，也敲山震虎，給蘇聯顧問和中共以威懾。

事件發生后，蔣介石自知目前還離不開蘇聯和中共的幫助。所以，他一方面向蘇聯駐廣州領事館代表說，此次事件“對人不對俄”，並希望國民黨的蘇俄顧問鮑羅廷盡快回來。另一方面，他說罪在李之龍，“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暗示他不是針對中共。可是事件卻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公開了身份的250名共產黨員不得不退出國民革命軍。

當時，蘇聯派出的布勃諾夫使團正在廣州，布勃諾夫還真以為是“對人不對俄”，甚至還為蔣介石抱屈說：“中國將軍脖子上戴著五個套，這就是參謀部、軍需部、政治部、黨代表和顧問。”他認為在華的外國軍事專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越權”﹔中國共產黨“決不能突出自己作為助手和領導者的地位”。

陳獨秀根據這些信息，在《向導》上發表《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文章說，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勢力“還很強大”，“今后所有中國的革命勢力非統一起來，不但不能得著勝利，並且各部分都很難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廣州的事變恰恰和這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相反！”針對“此次事變是由於共產黨陰謀推倒蔣介石，改建工農政府”的謠言，陳獨秀在文章中鄭重回答：

第一，照全中國的政治環境，共產黨若不是一個瘋子的黨，當然不會就要在廣州建設工農政府﹔第二，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第三，汪精衛、譚延闿、朱培德、李濟深、程潛都不是瘋子，共產黨如果忽然發瘋想建設工農政府，單單推倒蔣介石是不夠的。

不過，陳獨秀還是從中山艦事件中看到了蔣介石的本質。在陳延年詳細報告事件經過，且請示共產國際無明確指示的情況下，4月中旬，彭述之受中央委托到廣州組織特別委員會，以“自己制定對蔣介石的政策”。這個對蔣政策就是“立刻准備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就在此時，鮑羅廷由莫斯科回到廣州，帶回了斯大林指示，中共仍然繼續留在國民黨內。

鮑羅廷秉承斯大林的意旨，一開始便對蔣介石容忍、讓步，他向中共中央做工作說：“在現時的國民黨裡沒有人像他（指蔣介石）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我們不得不對蔣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不要反對他的‘黨務整理案’，並支持他盡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

在鮑羅廷的力挺下，盡管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共領導層“不能接受”蔣的整理黨務案，可那也只是消極的牢騷而已。最終“整理黨務案”獲得通過，在國民黨擔任部長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職。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蔣介石成了最大的贏家，他的地位扶搖直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常務委員會主席。

這種情況下，陳獨秀又能做什麼呢？6月4日，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針對其《關於中山艦案對全體黨員代表演辭》，以大量的事實予以駁斥。蔣介石說：中山艦事件，“我要講也不能講”，“太離奇太復雜了”，“決不能統統講出來，且不忍講的”。這種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語詞，就是故設玄機，向人們提供錯誤的思維導向，即事件是由中共引起的，這種手法在某種意義上，比開門見山更具欺騙性。陳獨秀駁斥道：“現在先生對全體代表訓話中，雖未明說中國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全篇從頭到尾，卻充滿了指責共產黨同志的字句，使聽者讀者都很容易推論到中國共產黨實此次事變之陰謀者”。況且，“第一軍中實際撤退了許多共產分子及有共產分子嫌疑的黨代表及軍官”，這也就難怪上海報界說“事變是中國共產黨陰謀倒蔣改建工農政府之反響”。

陳獨秀還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我們知道我們的黨並相信我們黨中人，並沒有這樣的反革命陰謀”。可是，中共卻“憑空受這反革命的栽誣，這是我們不能夠再守沉默的了”！至於你所說一個團體有兩個主義，是“一定不會成功的”，這是戴季陶的理論，是“右派歷來攻擊國民黨中共產分子的話”。而在剛剛結束的國民黨二大上，你“曾說共產分子都為三民主義工作，為什麼現在又這樣說？”

此時的陳獨秀十分迷茫。蔣介石已經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可他還以“左派”面貌出現，還是“赤軍”領袖，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還對他頗有好感。面對這樣的對手，批評起來就不能直截了當，而隻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他繼續說道：

國民黨既許共產分子跨黨，並未曾主張加入國民黨應脫離共產黨，如何能一見他兼為共產黨服務，便指責他是暗地裡做共產主義的工作呢？除這兩樣外，還有什麼？並且先生自己也說：“共產分子盡管信仰共產主義”。又說：“我認為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共產主義”。如此說來，兩主義並不沖突，他們兼做點共產主義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義的工作，說不上什麼招牌的話，實際上，在廣東的共產分子，大半是拿共產主義招牌，做了些三民主義的工作！

蔣介石看了陳獨秀的信，自然是點到了他的要害之處，很不高興地說：“不要嚕嚕蘇蘇，長篇大論地打起筆墨官司來”，“我講的話，並不是對共產黨講的，故無答復之必要。……我可以再聲明曰：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沒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