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陳布雷：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一次補助八千元
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叛徒出賣而被捕。這對蔣介石當然是好消息，但是卻引來許多人的說情，包括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等，這些他不得不顧及。況且，他們還是有過一段共事的經歷，盡管這個過程不是十分愉快。蔣介石對被捕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從來沒有慈悲之懷，比如對惲代英、瞿秋白等，勸降不成就立即下令槍殺。縱是勸降成功，在沒有利用價值的前提下，也是格殺勿論，對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即是如此。而唯獨對陳獨秀是個例外。
軍政部長何應欽奉蔣介石的旨意，在軍政部會客室審訊陳獨秀。審訊的氣氛比較溫和，陳獨秀在給高語罕妻子的信中是這樣記述的，“弟在軍部受何應欽半談話、半審問后，許多青年軍人紛紛持筆墨和數寸長之小紙條，情意殷殷（充滿同情心，毫無敵視表示）令人欣慰，四面包圍（長官不能禁止），弟真應接不暇，幸而墨盡，才能解圍。”這哪裡是什麼囚犯，分明是大紅大紫的明星大腕。
陳獨秀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后又改為8年。自宣判之日起，他便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他一人獨處，住在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單間，內有書桌、書架，室外就是一個小天井，可以讀書報和寫作，可以在會客室與前來探視的親友聊天。伙食也比其他囚犯好，每餐都有兩菜一湯。夫人潘蘭珍也被允許前來探視並照料他的生活。這一切超出常規的囚禁，沒有最高當局亦即蔣介石的“恩准”，恐怕誰也沒膽量妄自決定。
陳獨秀在獄中完成了《金粉淚》56首，這組長詩對許多國民黨大員指名道姓地批評，其中就有批評蔣介石的詩句，例如：“要人玩耍新生活，貪吏難招死國魂”﹔“清黨倒黨一手來，萬般復古太平哉”﹔“黨中無派緣清黨，阿斗先生雙眼明”﹔“虜馬臨江卻沉寂，天朝不戰示懷柔”﹔“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隻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囚捕無須煩警吏，殺人如草不聞聲”。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成為張學良、楊虎城的階下囚，陳獨秀在獄中知道后特別高興，他讓人買了酒和菜，喊來同獄的濮清泉、羅世潘，共同慶祝。他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說著，他端著滿滿的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報了！”在端起第二杯酒時，陳獨秀已明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嗚咽道：“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兩酹此一杯！”說著就老淚縱橫，痛哭失聲。這給一直追隨陳獨秀的濮清泉留下長久的記憶，幾十年后，他還說：“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使陳獨秀提前出獄。他與托派交往的經歷，一直是個沉重的包袱，以至演變到由王明、康生栽贓陷害為托派漢奸，這使他十分惱怒。蘇聯還對蔣介石施加影響，要對中國的托派予以打擊。蔣介石何等精明，怎能中了借刀殺人之計，他曾專門發了“委座電諭”說：“凡未實際參加偽組織者，不論謠傳如何，均不得稱逆。當電中央社及新聞監察所遵辦。”蔣介石認為沸沸揚揚的陳獨秀托派漢奸乃是“謠傳”，不能以漢奸相待。
陳獨秀出獄后，完全舍棄了個人恩怨，積極奔走於全民抗戰的大潮中。他對胡適和周佛海等人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他的這種做法卻遭到中國托派的反對，他們向托洛茨基告狀說：陳獨秀“擁護蔣介石與國民黨在進行革命的反帝戰爭”，我們“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就在陳獨秀到江津不久，剛剛脫離中共而任職國民黨軍統的張國燾向蔣介石建議，可利用王明、康生制造的“托派漢奸”案，去對陳獨秀進行策反。蔣介石以為這是個不錯的主意，便派屯兵西北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軍統局局長戴笠前往江津拜訪陳獨秀。
一見面，陳獨秀便直截了當地相詢，“你們可是奉蔣先生之命前來的”。在得到肯定的答復后，又緩緩地說：“自從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知兩位先生來意如何？”他還說：“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隻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並讓寄語：“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
戰時的大后方，人員密集，物價飛漲，本無經濟來源的他過著捉襟見肘、寅吃卯糧的生活。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微薄的稿酬，大多是朋友及北大同學會的資助，這個倔犟的老人是不甘心接受別人的饋贈，尤其是來自曾經對立的營壘。可生活是殘酷的，在萬般無奈的情景下，為了生存，他也隻能有選擇性地接受饋贈，比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的三筆贈款。這是1940年7月至1942年1月的事情，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二年。一次1000元，兩次各8000元，三次贈款都經張國燾轉交。一生傲骨的老人多少有些不情願，在收到第二筆贈款時，給朱家驊致信說：
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贈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后如再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
這些頗大數額的贈款，決非是朱家驊個人所贈，這在陳布雷致朱家驊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說：“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難，經呈奉諭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這種饋贈，均是以醫藥費、困難補助費的名義，不附帶任何條件，且都是以秘密的方式進行。之所以選擇朱家驊，是因為朱家驊與陳獨秀同在北大任事，且有一定的私交，對方易於接受，而讓張國燾送去，則因為張既是陳的學生，同時又與陳一樣曾是中共老人。畢竟是時過境遷的抗戰時期，各方力量在統一的環境中，多少已經緩和多了，況且，此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又何必與老而多病的陳獨秀較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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