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領袖陳獨秀與蔣介石的博弈

陳獨秀：這些口氣乃是個人獨裁性之自然流露

陳獨秀所說“在廣東的共產分子，大半是拿共產主義招牌，做了些三民主義的工作”，就含有多年積澱的憤憤不平的怨氣。在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他已將蔣介石確定為“將來之敵人”，指出：“推翻蔣介石是左傾口號，‘擁護蔣介石獨裁’則是右傾機會主義”。“明知其為將來之敵人，或者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敵人，而現在卻不可不視為友軍，且為有力之友軍。”這就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陳獨秀的為難之處。

正是基於這樣的擔憂，陳獨秀才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中公開提出“革命北伐時期尚未成熟”，擔心北伐會給野心家提供機會，他說：“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吊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

文章一發表，蔣介石的反應最為強烈，指責陳獨秀作為中共領袖，“反對本黨北伐，阻止國民革命”，“破壞兩黨合作之精神，影響重大”，“應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答復，免致誤會。”陳獨秀也沒被嚇倒，而是通過張靜江等作了答復：“若政府當局拿神聖北伐的大帽子來壓住民眾，硬要犧牲他們利益，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實的意義了”。又說：“中山先生擁護農工利益聯俄聯共，此革命政策，都幾乎推翻了，現時還在推翻的運動中，北伐總司令部成立后，國民政府幾乎是無形取消了。”

陳獨秀的這些話當然阻止不了北伐。1926年7月，北伐部隊向湖南集中，9月7日攻克漢口﹔北進江西的北伐軍一路橫掃，進逼武昌。在北伐節節勝利的形勢下，陳獨秀也改變了對北伐的消極態度。但是，他與黨內多數同志對蔣介石因北伐而坐大形成獨裁的事實，一直沒有放鬆警覺。9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提出了應對的三種方案：“一、迎汪倒蔣﹔二、汪蔣合作﹔三、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經過討論決定“取第二辦法”，即迎汪復職，汪蔣合作。

蔣介石得知迎汪復職的消息后，雖恨得“切齒”，但還是隱忍不發，讓胡公冕來上海見陳獨秀，表示：“請C﹒P﹒（中共的英文縮寫——筆者注）勿贊成汪回……汪回后將為小軍閥所利用和他（蔣）搗亂，分散了國民革命的勢力”。甚至揚言汪精衛回他將“決不能留”。陳獨秀也明確回答，並給吃了這樣的定心丸：“一、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二、是仍維持蔣之軍事首領地位……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倒蔣﹔三、不主張推翻黨務整理案。”

蔣介石一面阻止汪精衛回國復職，一面在北伐途中慫恿、默許反共的暴力活動——贛州慘案、南昌事件、九江事件、安慶事件和杭州事件，槍殺共產黨員、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搗毀省市黨部、工會和農協，解散工人糾察隊等。正如郭沫若所說，此時的蔣介石“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陳獨秀知道處此亂世中國，有槍就是王，他一介書生，再怎麼發作也是秀才遇到兵。他所能做的隻能是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蔣介石的真實的本質。1927年1月25日，中共上海區委提出“用口頭不用文字”，讓民眾知道“蔣實為反革命”。陳獨秀也在《向導》發表文章，指出這樣一些現象：有人“經過日本帝國主義拉攏，而與北方軍閥妥協，以葬送革命”﹔有人口頭禪“我主張如何如何，反對如何如何，時常‘我’呀和‘我’的大喊，這在黨便是表示‘我即黨’，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國家’，這些口氣乃是個人獨裁性之自然流露”。這些不指名的批評，稍有頭腦的一看便知是蔣介石。

就在北伐軍將進上海前，陳獨秀與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主席吳稚暉有過一番對話，吳稚暉問道：“那末據你判斷，列寧的共產，行在中國要有若干年呢？”這位心直口快的中共領袖毫不設防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吳稚暉當場就急了眼：“那末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隻有十九年，便要借尸還魂了呢？”3月22日，北伐軍佔領上海，吳稚暉等便於27日來到北伐軍行營總部，以陳獨秀的話為發難的借口，與蔣介石討論與共產黨分裂的辦法。

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迎來了北伐軍進駐上海，這本是一件高興的事，可陳獨秀的情緒卻怎麼也振奮不起來。他在中共上海區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要准備繼續斗爭，我們要看清這個開始的序幕”，“每個黨員要懂政治，懂得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語焉不詳中透露著忐忑躊躇的心理。恰在此時，汪精衛這個為各派政治勢力所矚目的人物，從法國途經蘇聯，於4月1日回到上海。早在去年10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就通過了《請汪精衛銷假案》。汪精衛此時回國可謂適逢其時，蔣介石、吳稚暉等很快將汪精衛包圍，情緒極為憤急，再提“對共產黨之彈劾”，並要“採斷然之處置”。

在此之前，共產國際已給中共中央發來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千方百計避免與國民黨的沖突，即便是蔣介石發動政變，也不得與之公開作戰。當汪精衛向陳獨秀轉述蔣、吳等對中共的擔心時，一直與共產國際疙疙瘩瘩的他又能說些什麼呢？隻能表示決無此事，並親筆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進退維谷的陳獨秀正無路可走，現有汪精衛前來轉圜，在他看來以一紙宣言就可“解釋謠傳表明態度”。這正是書生領袖的天真迂腐之處。

可是蔣介石深藏不露，城府在胸。4月7日，他親自將一面書有“共同奮斗”的錦旗送與工人糾察隊，5天后便大開殺戒，開始血腥的清共，是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開列了197人的通緝名單，鮑羅廷列第一，陳獨秀列第二。這種對共產黨的通緝、追捕、殺戮，遍及全國各地，一直延續到盧溝橋事變。十年之痛，陳獨秀失去了最為優秀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懷有黨仇家恨的他在這一年寫了一首詩《國民黨四字經》，其中有：“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以黨治國，放屁胡說﹔黨化教育，專制余毒。……清黨反共，革命送終。”據雲蔣介石讀到這首詩，破口大罵，可見刺到了他的痛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