悽慘末路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槍炮聲，震撼著中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給中國政局帶來激變，也給國共兩黨帶來了重新合作抗日的變化。
繼中共中央同意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之后，同年8月，國共兩黨又決定將南方8省的游擊隊統一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中共中央很快指示尚在南京談判的博古，派顧玉良赴江西尋找項英、陳毅。
這種在民族危難時出現的化敵為友的突變，是陳洪時無論怎樣都料想不到的。這個投敵后兩年來為“剿擊”湘贛邊紅軍游擊隊，竭盡全部努力的大叛徒，感受到政治上的尷尬和心靈的不安。
顧玉良持著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的親筆信，在南昌找到江西省保安司令熊斌，熊派上校總干事——陳洪時陪同顧去吉安，因為隻有他認識陳毅。“陳總干事”推托不了，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在吉安青平巷見到陳毅時，陳洪時翕動嘴唇打起招呼：“陳……陳毅同志。”陳毅將目光狠狠地落在對方臉上，用難以抑制的憤懣說道：“原來是陳洪時先生喲！你的同志在哪裡？你不是當上了上校專員嗎？”這時候的陳洪時神情狼狽得很，滿臉愧色地囁嚅著，不知道怎樣回話。陳毅對極為窘迫的陳氏說了一聲“告辭”，鼻頭裡哼了一聲轉身就走，將羞愧難當的對方晾在一旁。接著不久，陳毅來到南昌與熊斌討論新四軍改編事宜，看見陳洪時在場，便指示我方人員提出抗議。熊斌隻得讓陳洪時黯然退場。
1939年春，周恩來在江西省政府會見省主席熊式輝，於公共場合碰上了陳洪時。陳紅著臉對周恩來按蘇區中央局時期的稱謂叫道：“周書記。”周恩來沒有作答，只是目光藐視對方，表情平淡地說：“哦，陳先生啊。”陳洪時聽了感到很不好意思，無趣地走開了。
使陳洪時內心受到痛苦折磨的，不僅僅在常常遇到的共產黨人面前自覺顏面掃地、抬不起頭來，就是在國民黨方面，他也感受到周圍有一種遭人另眼看待、鄙夷中帶著戒備的目光。上峰對他的任用也是有限度的。1938年10月，陳洪時雖然升任為江西省游擊指揮部少將副總指揮，兼江西省情報總站副主任，但他並不能調動一個班、一個排。其行政待遇也達不到少將軍銜，薪金套的是上校職務。陳洪時更為傷心的是，他多次要求調離江西，更換一下環境，以擺脫長時間罩在心裡的陰影，可上峰一直未加理睬。1939年10月，江西省政府對陳洪時的安排，仍然在公署專員的定位上，調任江西第十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在共產黨方面是堂堂省委書記，到了國民黨這邊拼死拼活地干了兩年多，仍舊停留在這樣的水准上，陳洪時心裡實在開朗不起來。
1940年5月中旬的一天，陳洪時奉命急赴靖安縣塘埠，參加湘鄂贛邊區第二挺進隊司令部召開的緊急會議，於半路從奔馳的馬上跌在地面，雖然不見皮破流血，但跌得不輕，許久才清醒過來，捂住胸口想嘔又嘔不出。陳洪時強撐著參加了會議。回到第十區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靖安縣邱家街，他就病倒了。整個一個多月當中，陳洪時雖服用了大量跌打草藥，但病情卻越來越重，常常口吐鮮血。他還去了奉新的上富鎮治療了20多天，可仍未取得相應療效，於同年9月初在上富鎮病故。此時的贛東北處在日軍漸漸逼近的戰爭前夕，隻得將他的靈柩解運回萍鄉。
陳洪時的靈柩在家裡停放了一個多月。其中的原委是很尷尬的：陳家希望由當局舉辦一個很有規模的葬儀，由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派要員主持。可是省府以“戰爭期間，一切應簡”為由，一直未派人來。陳家人等得失望，隻有將靈柩下葬。
陳洪時以其36歲的本可大有作為的年齡，從一座革命的山峰走到另一座反革命的山頭，最終跌落在山腳下……
 |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