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洪時，江西萍鄉人，家境頗為富裕。20歲時考入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在美專積極從事學運，成為骨干，遭到警方逮捕。武漢黨組織費了很大氣力將這位頗具才干的青年營救出獄，由中央派送到莫斯科學習。期間，陳洪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結識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成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30年陳洪時回國，由中央派到湘贛蘇區，先后任中共樂（安）宜（黃）崇（仁）中心縣委書記，萬（安）泰（和）縣委書記。1933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代理書記、書記。令人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位頗具才干的青年，卻最終在湘贛省委書記的任上叛變投敵，留下了千古罵名。
主政湘贛省委
湘贛蘇區，是在井岡山、贛西與湘東南革命根據地基礎上發展形成的紅色區域。在這塊橫1070裡、縱910裡，人口逾百萬的根據地中，黨、政、軍、財、文各方面的建設頗具特色，黨在這裡締造了中國革命的生力軍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湘贛蘇區不僅是中央蘇區重要的戰略側翼，在戰略上和軍事上直接配合中央蘇區的斗爭，而且起到了連接中央蘇區與湘鄂贛蘇區的樞紐作用。
紅六軍團原本是一支善於運用游擊戰術在運動中殲敵的紅軍部隊，然而從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博古就將紅軍的作戰指揮權交給毫無紅軍戰爭經驗、只是在德國打過攻城巷戰的洋顧問李德。李德的與強攻之敵打陣地戰、以堡壘對堡壘的瞎指揮，在湘贛蘇區也得到推行。紅六軍團被迫執行了“短促突擊”“陣地防御戰”等自毀優勢的戰術，導致了金華山、鬆山等戰斗的失利，紅軍的實力遭到令人痛心的損失。到了1934年5月底，紅軍隻能在方圓八九十裡的狹小范圍內騰閃挪動，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機關被迫轉移到永新牛田與泰和津洞一帶。眼看紅軍處在四面被圍、處處挨打的危局當中，卻又不能改變消極防御的戰略戰術，這使得省委書記任弼時、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等人苦惱不堪。
7月23日晚，中共湘贛省委與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紅六軍團撤離湘贛省蘇區，突向湖南中部開創新蘇區的訓令。任弼時、蕭克與王震等人，讀了電令后非但沒有心情上的振奮，反而被一系列新的憂慮所困擾。對於一個經營了5年整的省級蘇維埃政權，能夠說走就走嗎？有多少的問題需要考慮啊！
第二天上午，在牛田圩后街戒備森嚴的關帝廟內，由任弼時主持召開了十余人的會議。與會者除了湘贛省委常委外，還有紅六軍團和省軍區的主要軍政首長。會議傳達了中央的“七二三訓令”，對若干重大事項作出決策。其中一項是重組湘贛省委班子，任命陳洪時為省委書記，譚余保任省蘇主席，彭輝明任省軍區總指揮，留下來領導湘贛蘇區的革命斗爭。年僅24歲的陳洪時，由此開始擔負起主政湘贛省蘇區的重任。
一切事情是那樣的突然和行動神速。紅六軍團3個師從8月3日起，陸續進入軍團指揮部指定的位置。三天之后，軍團將士9758人從遂川的橫石踏上了西征湘南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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