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庭梓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6號三叉戟飛機倉皇出逃，至今已經過去40多個年頭。我作為專機組未登機的五個人之一，幾十年來一直在關注有關“九一三”事件的種種說法。每當9月13日來臨時，我總是以復雜的心情在回顧許多問題。2013年，在“九一三”事件42周年之際，這些年一直埋藏在內心最大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的回憶錄《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總算可以公之於世，與廣大關注這一歷史事件的人們見面了。
一
“九一三”事件后，我從被關起來隔離審查開始，就產生了一定把這一歷史事件以文字的形式記錄在案的想法。不僅僅是因為這一事件太大、太離奇、太突然、太讓人不可思議，處處感覺扑朔迷離，而且因為當時最高等級的專機機組人員，卻在這次飛行中有走有留，陰陽相隔。256號專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短短兩個小時之后，機長潘景寅與三個機械師便殞命在蒙古國的大草原上。
作為一名普通的飛行員，我沒有辦法弄清其中的原委。但是，我可以利用學到的飛行專業知識，記錄下我和戰友在事件中的經歷，起碼從圍繞專機活動的過程，反映出“九一三”事件的一個重要側面。這就是我以事件中兩架飛機的活動為線索，撰寫親歷經過的原動力。
在這種動力的驅動下，我經過十幾年對相關材料的搜集，走訪與該事件有關的老上級、老戰友、航校同學、機務工程專家等，從1997年開始寫作。當時，在電腦應用還沒有普及的情況下，已經年近六旬的我克服困難，借助電腦技術，利用工作的間隙埋頭苦干。經過4年的努力，終於在2001年完成了40萬字的初稿。
中間出版的過程頗為曲折。令我興奮的是，2013年5月初，終於傳來了書稿通過審查的消息。在書稿完成后的第13個年頭，歷經無數次的修改，總算實現了今生的夙願。令人欣慰的是，審讀者給予書稿很高的評價。審讀意見認為：“本書在作者長期積累的基礎上，尤其是以專機飛行員的身份，從人們所不熟悉了解的三叉戟飛機的特定結構、飛機性能、專機任務飛行的一般規律及機組人員組成等專業的角度，比較系統、客觀地敘述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的全過程，令人信服地澄清了幾十年來國內外圍繞‘九一三’事件流行的各種混淆視聽、扭曲歷史真相的報道和流言。這些分析是嚴謹的、有說服力的。”
二
我不是職業作家，也不是學文的科班出身，嚴格地講應該是畢業於空軍飛行學院飛行駕駛專業的飛行員，或者叫行伍出身。由於“九一三”事件的特殊經歷，從產生強烈的創作沖動開始，無形之中我就把自己歸入搞文字的行列，把當年刻苦鑽研飛行駕駛技術的勁頭轉移到了工作與創作方面。
“九一三”事件中直接涉及兩架飛機———256號三叉戟與直-5型3685號飛機。因此，能否把以上兩架飛機的活動過程弄清楚，是關系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能否弄清楚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例如：當時256號三叉戟機組人員為什麼有走有留？林彪專機強行起飛后為什麼會形成很不正常的大轉彎？是如何從天上掉下來的？從飛機黑匣子裡知道些什麼信息？機組死難人員最后是如何定性的？3685號直升機反劫持迫降成功的過程如何？等等。
離開飛機，離開專機，離開飛行專業知識，上述諸多問題就說不清楚。還有，即使是飛行專業的內行，如果他沒有親身經歷這一事件，不掌握第一手資料，沒有親身體會，也不會去寫。此外，就機組業務崗位分工而言，飛行員也就是機長，既要駕駛飛機，又要掌握領航、通信、機械等業務情況，對整個飛行負主要責任，所以回憶整理飛機航行的綜合情況，飛行員是責無旁貸的。遺憾的是當初活下來的5個人中，已經走了2個，這個擔子就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寫回憶錄之所以是一種責任，還體現了40多年前就已經離去的機組4名戰友的願望。1971年中央第57號文件宣布了林彪乘機叛逃自取滅亡的消息后，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已經被黨章確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怎麼會突然乘機叛逃成為死叛徒呢？可想而知，機長潘景寅在飛機上，面對林立果強迫改飛國外航線的槍口，剛才還在地面被自己誓死捍衛的副統帥，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劫機叛逃的主犯？這個認識上的落差太大了，大得連做夢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卻變成了飛行中的現實。潘景寅所面臨的心理沖擊，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殘酷的現實把林彪專機的機長推到了最前沿，他承受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心理困惑……因此他用手中的駕駛杆在極不情願的轉彎中，通過雷達給人們留下了巨大的問號，也是機長的無聲語言：這究竟是為什麼啊？！
飛行員自從選擇這個職業開始，無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飛行訓練或任務中隨時可能犧牲的准備。專機部隊也確實為保障專機安全，在飛行訓練中付出過生命的代價。但是3位機械師怎麼也不會想到會死在共和國最高等級的專機上，為之殉葬的竟是國家的副統帥。
根據墜機現場9具尸體所處的位置判斷，林彪是與3個機械師在一起的，距離很近，林彪頭朝東，3個機械師頭朝西呈“品”字形，這裡正是林彪的床與沙發的所在艙位。我判斷，3個機械師在迫降中還在抱著林彪，有“保護首長”之狀。據此分析，3個機械師至死都不知道死在什麼地方，為什麼會這樣死。縱觀所有的劫機行為，劫機犯絕對不會允許除機長之外的任何機組人員在前駕駛艙。
“九一三”之夜，隨著蒙古國草原上的一聲巨響，機組中的4位戰友在飛機的爆炸中離我們而去。至今，他們的遺骸仍留在墜機現場以西約1000米的山坡上。如果沒有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接見外國記者時說的“飛行員是好人……”這句話，至今也不會有人給死去的戰友一個說法。因此我在回憶錄中寫到256號三叉戟機組9名成員的命運時，用一道簡單的算術題表示：9-4=5。一道連小學生都會計算的算式，一個帶有血與淚的算式，已經永遠被載入了共和國的史冊。剩下的5個人，本來就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機組，42年后隻剩下3個人了。
40多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在回憶這段歷史，沒有因為命運急轉直下而消沉，也沒有因機組四分五裂而放棄，更沒有因為書稿出版困難重重而灰心。回憶錄展現的絕不是活下來的5個人的心聲，而是256號三叉戟機組9個人的心願﹔因為牽涉到與兩架飛機活動情況有關的空軍專機師和空軍指揮所，所以與事件有關的老領導、老戰友、航校老同學，都希望把與兩架飛機有關的回憶錄公之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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