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與高崗

互相支持，繪制東北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藍圖

在東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說，“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對此，劉少奇曾對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陳伯村說：東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他還請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在東北主政期間，高崗強調在用人問題上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搞論資排輩”。對於像張聞天這樣因為錯誤斗爭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資格，高崗也不避忌諱，一體信用。

張明遠（時任東北局常委、秘書長） 回憶說：在東北局的常委中，張聞天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理論造詣深，注重調查研究，常常對現實中的問題能提出獨到的見解。高崗對張聞天很敬重，說他有學問，“是個翰林”，在遵義會議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對他要善於使用。在制定方針政策時，東北局很重視張聞天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許多重要文件常由張聞天起草。他關於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及中共方針政策的論述，深受高崗的贊賞，高崗把它作為東北經濟建設的政策依據。東北解放前后，張聞天一直任遼東省委書記，1949年調整東北局時，高崗曾提議讓張聞天重新擔任組織部長，但未能實現。后來，張聞天又因為供銷社和私人工商業問題而受到劉少奇的批評。高崗為張聞天在東北未能得到重用，頗感遺憾。

在關於私人工商業問題的論爭上，高崗明確支持張聞天的意見和看法。東北局制定私人工商業政策的指導思想，主要依據的是張聞天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的方針提綱》（以下簡稱《提綱》）。

在《提綱》中，張聞天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列為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之一，並認為，“東北的國營經濟，由於過去的特殊歷史條件，較之其他解放區都要發展。所有大的企業，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國家手中”。

因此，“在東北城市工商業中，國營經濟已經佔了領導地位”，而“私人資本經濟在東北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今天已經落后於國營經濟，將來還會落后於合作經濟，其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東北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中小資本家，尤其是小資本家為多”。從這個實際出發，東北局制定政策時，也就與關內有所不同。在高崗主持下，東北局討論通過了這個提綱，制定了私人工商業政策，為繁榮市場，穩定物價，促進工商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1949年5月31日，劉少奇起草、簽發了黨中央給東北局的電報，並轉來東北局原社會部負責人給劉少奇的信（信中反映張聞天在1949年夏東北局城工會議上的所謂極左觀點，他認為張聞天的報告對私人資本的意見是錯誤的，令他們“垂頭喪氣”）。

電報指出：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來發展生產，是一種實際上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實際工作中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電報批評東北局說：“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要求“東北局召集會議，要洛甫（張聞天）同志參加並發表意見”。不久，劉少奇赴蘇路過沈陽時，與東北局常委談了資產階級政策和供銷合作社的方針問題，從蘇聯回來又在干部中談了這兩個問題，批評了張聞天的主張。由於高崗正與劉少奇在蘇聯訪問，便由張明遠代李富春起草了給中央的工作報告，檢查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政策方面存在的所謂“偏差”。

高崗回國后，對這個報告很不滿意，說李富春左右搖擺。后來叫馬洪（時任東北局秘書長） 主持再作調查，又重新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中，高崗明確支持張聞天的主張，強調東北的私人工商業情況與關內不同，因此東北在執行對私人資本的政策上也應與關內有所不同。

9月4日，高崗主持東北局常委會議。會上，張聞天鄭重申明：體現城工會議結果的，應是由他起草、經東北局討論通過的那份提綱，如果要批判應以這個文件為根據。至於他在城工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也並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觀點，無論什麼講話報告都不能斷章取義。會上，高崗和東北局常委一致認為，東北局在執行中央關於私人資本主義方針問題上，沒有犯路線錯誤。

在供銷合作社問題上，高崗也非常重視張聞天的意見主張。1948年秋冬，劉少奇在東北局送交中央審閱的經濟提綱中批示：供銷合作社“決不應當照商人一樣去經營自己的業務，決不應當賤買貴賣，單純地以贏利及分紅為目的”。

1948年12月，受高崗委托，張聞天為東北局起草《關於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決議草案。在社員分紅問題上，張聞天提出“按股分紅”的意見：“在分紅方法上，在今天農村經濟文化條件下，不可能實行按消費能力的分紅辦法，而以按股分紅為便利。但在政治上，則不論股金多少，任何社員都隻能有一票權利，以保障合作社的領導權掌握在貧雇農和中農手裡。”這顯然與劉少奇的意見相左。在東北局會議上，李立三等支持劉少奇的意見，對張聞天提出的供銷社入股與分紅問題提出異議，並為此發生了爭論。

1949年4月24日，張聞天專就供銷社盈利分紅問題致信高崗並東北局，系統提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心是不能把為群眾服務與盈利分紅對立起來。張聞天說：“問題的本質不是盈利分紅問題，而是合作社應當採取一種什麼方針的問題。如果採取新民主主義的方針，採取正當的辦法盈利分紅，即使盈利分紅愈來愈多，也是應當贊成的。合作社為群眾服務的方針與盈利分紅，不是對立的東西，而是統一的東西。隻有把二者結合起來，合作社才能有很好的發展前途。”一律反對盈利分紅，“是一種片面的絕對觀點”。為了解決這一爭論，高崗把東北局內部的爭論報告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毛澤東致信劉少奇等人，要他們發表意見。

1949年6月8日劉少奇回信毛澤東，表示：不贊成洛甫同志關於合作社盈利分紅的意見。如洛甫同志所說的，無疑問，就要使消費合作社走上資本主義的路線。1949年夏，劉少奇訪蘇（6月21日至8月14日） 途經東北時，對東北局常委談到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問題，批評張聞天的意見是“資本主義路線”。高崗回國后，東北局根據劉少奇的意見，召開常委會討論關於供銷合作社的目的、方針、入股、盈利分紅、是否對非社員做生意等問題，並作出規定，但沒有改變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的做法。會后以高崗的名義報告中央，中央批示同意。

1951年8月，高崗在東北合作貿易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合作社若干問題》的報告，9月報給中央。沒多久，高崗傳達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意見，說在供銷合作社盈利分紅問題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張聞天的意見。1953年春，趙德尊傳達了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關於供銷社、關於國營商業與合作社的關系等的意見。同時，中財委也提出了關於批發問題的意見。至此，供銷合作社的工作才基本走上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