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與高崗

在高饒事件的旋渦裡

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到外交戰線工作。1950年1月，毛澤東決定派他為中國駐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而且當即對外公布。張聞天從廣播中才知道對自己的任命，就趕緊向劉少奇提出可否另換人，但是沒有被採納。與此同時，張聞天也懇請高崗代向中央反映意見，希望繼續留在東北工作。高崗很無奈地對張聞天說，中央一定要你去，我也沒有辦法。2月13日，張聞天前往北京，在沈陽停留半日，向東北局交代工作。高崗對張聞天的調任深感惋惜，傍晚，他親自到車站為張聞天夫婦送行。

1951年4月，張聞天出任駐蘇聯大使。在高崗秘密訪問蘇聯期間，張聞天與高崗經常會面，討論朝鮮停戰等問題。張聞天向高崗表示，他非常關心國內情況，特別是東北地區的情況，請高崗設法送些這方面的材料。回國后，高崗讓東北局秘書長馬洪給張聞天帶去一批農村、城市經濟情況的資料。在出任駐蘇聯大使期間，張聞天對國內工業化建設提出許多積極建議。

1953年3月26日，張聞天回到北京述職。3月28日、30日，張聞天前去看望剛剛調來北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高崗，同他談計劃工作。張聞天表示想在計委搞經濟工作，高崗當即表示歡迎，並答應向毛澤東反映。隨后，張聞天去安徽、河南、陝西、山西等地參觀考察，歷時一個月。5月25日，高崗請張聞天去國家計劃委員會，參加聽取紡織工業、輕工業部門的匯報。6月14日上午，張聞天去高崗處，對計劃問題的報告提出意見。6月18日至26日，張聞天受高崗委托代他起草《關於五年計劃的報告大綱》，后來由於種種原因此稿未被採用，但稿中的一些思想被採納。

在6月至7月初，張聞天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但7月初即因病離開會議，到北戴河休養。張聞天后來回憶說：“1953年6月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主席要我參加，說好撈一點‘資本’回去，所以我參加了。”與張聞天一起回國的何方回憶說：毛主席要張聞天參加6月份召開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說讓他“撈一點‘資本’回去”。這正合乎他想做經濟工作的願望，所以開始表現挺積極，找計委主任高崗和一些經濟部門負責人了解情況。高崗還請他幫助起草了一份要在會上作報告的提綱（不過后來沒有用）。會議開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點不對。一方面會議根據毛澤東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崗在閑談中又對他說了些“劉少奇在黨內有個攤攤”之類的話，好像有點反對劉少奇的意思，但他卻不摸底，也不便多問。因為他對錯誤斗爭特別是宗派問題有所顧忌，現在財經會議上這場斗爭又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所以怕被卷進去。正好這時他得了感冒，於是就請假去北戴河休養，病一好便回大使館了。

在1953年的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利用中央對財經工作的批評，把薄一波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上綱為“兩條路線的斗爭”，其矛頭暗指劉少奇、周恩來。這是借批評薄一波而影射攻擊劉少奇。高崗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圖謀在財經會議上已經露頭了。這次財經會議原定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

但毛澤東在會前就決定，財經會議要從討論年初引起極大爭議的“新稅制”切入。會議第一階段的進展還是比較正常的，討論比較正常，會上沒有過激的爭論。高崗還提醒參加會議的東北局的同志態度要謹慎謙虛，不要說過頭的話。

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全國財經會議進行情況。毛澤東指示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13日，薄一波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作關於財政、金融、貿易政策和工作的檢查。從14日起，與會代表對薄一波進行“批評與幫助”，會議氣氛從此緊張起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會議以檢討“新稅制”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傾”錯誤。與會代表的批評越來越嚴厲，上綱越來越高，涉及和批評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批評在7月中旬達到高峰。薄一波接連兩次檢討都沒有過關，他拒絕再作檢討。對薄一波的批判，還聯系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以及關於東北富農等問題的講話，會議形成了“批薄射劉”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傳言，出現了一些復雜局面。

8月6日，陳雲和鄧小平先后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發言。8月7日，高崗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上發言。

高饒事件爆發后，高崗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擴大會上的發言成為他反黨的主要罪狀之一。

1954年1月28日，張聞天回到北京，准備參加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當晚前往中南海，見到了劉少奇、朱德和彭德懷。劉少奇代表

中央告知：中央揭露了高饒反黨陰謀活動，張聞天聽后感到十分震驚和疑惑。第二天，他去老戰友、老朋友陳雲處了解情況，陳雲向張聞天詳細地介紹了高崗問題。1月30日，張聞天不顧嫌疑，去高崗處談話。高崗承認自己有錯誤，但不承認自己存在分裂黨、搞陰謀的問題。張聞天在日記中寫道：“關於他的錯誤，我談了一些，關於個人（指高崗） 在活動中的想法，有何個人打算，此點他似乎難以說出。”1月31日，張聞天見到楊尚昆，談了高崗問題。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缺席此次會議，但他在會前明確交代：這次會議在討論加強黨內團結問題的決議時，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會上，高崗作了檢討。參加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人員在發言中，從不同角度對高崗作了揭發和批判。會后，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揭發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嚴重問題。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從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開了7次，有43人發言。

2月17日，高崗自殺未遂。

2月19日，張聞天在中央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發言，談了與高崗在東北共事以來所感覺到的問題，指出：“高崗的錯誤是逐漸發展起來的。本來就有個人主義，到北京后更發展了。開始是對劉少奇同志懷疑、害怕、不滿。以后是攻擊，胃口逐步擴大，最后發展到爭權奪位，宗派活動的危險道路上去。”並檢討自己過去“對高估計過高，缺點認識不足”，聲明並未向別人“廣播”高崗對他講的東西，還曾對高崗說過，中央內部的事情應向主席反映。“我上次離京前，也曾向主席建議，中央內部既有些意見，最好專門召開會議談談。主席說：要等待時機。”

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高崗被開除黨籍。張聞天在起草在黨代會上的發言稿期間，曾打電話給陳雲，問及對東北局工作時同高崗關系的看法。陳雲表示，那時的高崗是那時的高崗，不能因為高崗現在出了問題連那時的工作關系都不對了。東北局初期的方針爭論中同高崗站在一起也是正確的。張聞天同意陳雲的意見，但認為自己在同高崗的關系中，特別是回北京后，警惕性還是不高，對高崗的一些背后議論沒及時反映，仍然值得檢討。3月31日，張聞天在大會上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陳雲、劉少奇、鄧小平的報告和發言。張聞天講了同高崗在工作中的來往情況，並就自己在同他來往接觸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受到批判。張聞天因為支持彭德懷的正確意見，也受到批判，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骨干成員。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錯誤的決議》中說：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同志早就同高崗形成了反黨的聯盟，並且是這一聯盟中的重要成員。張聞天同志也參加了高崗的宗派活動。

此后，張聞天離開外交部門，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受盡迫害。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無錫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