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波
張聞天從陝北“肅反”的刀下解救出高崗
1935年，在劉志丹、高崗等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陝北紅軍多次挫敗了國民黨軍隊對陝甘邊根據地的“圍剿”，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形勢進一步高漲。然而就在此時，“肅反”的狂飆悄然而至。中央駐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團書記、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曾經擔任鄂豫皖保衛局審訊科長），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等在剛抵達陝北不久，就指責陝北黨和陝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高崗等人有“嚴重問題”，是“右傾機會主義”。
“中央代表團”負責人找高崗談話，說是准備清理西北蘇區的“ 右傾取消主義”，被高崗一口回絕：“我們這裡根本就沒有什麼右傾取消主義！”這使得“中央代表團”負責人極為惱怒，戴季英等人聲稱，紅二十五軍趕來陝北，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幫助這裡搞“肅反”。
1935年10月初，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指使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等，以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以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領導為對象發動“肅反”，逮捕了劉志丹、習仲勛、楊森、黃羅斌、劉景范、馬文瑞等人。時任紅十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高崗在勞山戰役結束后不久即被誘捕。二十六軍連以上干部，地方區以上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關押獄中，遭到嚴刑拷打。中央后來查証，“肅反”中，他們已“殺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干部”。
在劉志丹、高崗等危在旦夕之際，中央紅軍進抵陝北。1935年9月16日，中央紅軍攻佔了川甘邊界的重要關隘臘子口並於18日到達哈達鋪。紅軍意外地在當地獲得了一些國民黨地區的報紙，張聞天（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與毛澤東、博古等一起閱讀了這些報紙，知道陝北已經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和相當范圍的蘇區存在，決定把陝北作為前進的方向。
10月19日，中央紅軍進抵陝西省保安縣吳起鎮（今屬吳起縣）。在這裡，張聞天、毛澤東聽取了陝甘邊區游擊隊第二路政委龔逢春關於西北紅軍和蘇區的情況匯報，同時龔還反映了陝北“肅反”問題，並認定劉志丹等人不是反革命，不應該逮捕他們。22日，張聞天等派賈拓夫等攜帶無線電台，率一支紅軍先遣隊去尋找陝北紅軍。31日，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和陝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在陝北甘泉縣下寺灣遇見賈拓夫。程子華、郭洪濤向賈拓夫匯報了陝北“肅反”情況，賈拓夫當即電告張聞天、毛澤東等。張聞天等接電后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
11月2日，中共中央機關抵達甘泉縣下寺灣。張聞天、博古、毛澤東、周恩來會見了程子華、聶洪鈞、郭洪濤。在聽了程子華、郭洪濤關於陝北“肅反”問題的匯報后，張聞天當即和毛澤東一致表示：陝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立即釋放劉志丹等同志。11月3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郭洪濤等匯報陝北蘇區現狀及錯誤“肅反”等情況。會后不久（約11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離開下寺灣到前線指揮軍事斗爭，陝北“肅反”問題主要由張聞天負責解決。張聞天決定派王首道（時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部長） 等帶無線電台先去瓦窯堡接管陝甘邊區保衛局，制止錯誤“肅反”，調查情況，等候中央處理。
郭洪濤后來回憶說：“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中央黨務委員會），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指董必武，負總責）、張雲逸、羅邁（李維漢） 和我參加。
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11月4日，朱理治趕到下寺灣。他向張聞天等匯報工作，承認“這次‘肅反’有錯誤。劉志丹和高崗不是反革命”。7日，中共中央機關到達瓦窯堡。在博古的領導下，中央黨務委員會於當日下午首批釋放了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18人。18日，毛澤東會同周恩來、彭德懷專門致電張聞天、博古，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嚴厲批判了“肅反”過程中的粗暴及其帶來的惡果。30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宣布為劉志丹、高崗等人平反。
高崗等被解救的人一致認為，是中共中央把他們從“肅反”的刀下解救了出來，對此他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共同提出東北工作方針，為建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作出重大貢獻劉志丹犧牲之后，鑒於高崗在西北的歷史地位，他自然在黨內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並受到毛澤東的器重，高崗在黨內的地位迅速提升。1941年5月，高崗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當時，中共中央設有四個中央局，即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華中局（書記劉少奇）、西北局。高崗在黨內的地位可見一斑。張聞天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實際上從最高領導的位子上退了下來，將黨內的領導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自己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馬列學院院長。延安整風后，張聞天受到批判，離開領導核心。在1945年舉行的中共七大上，高崗、張聞天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戰勝利后，高崗、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1945年9月19日，中央決定李富春、林彪、羅榮桓、張聞天、高崗赴東北。
10月下旬，高崗和張聞天一起乘坐美國調停小組的飛機從延安飛往東北。11月22日（一說20日），高崗、張聞天等人風塵仆仆來到沈陽后，立即到東北局向彭真報到。當晚，東北局就召開會議，研究東北發展的戰略方針。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東北局主要領導主張，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沈陽至哈爾濱一線之長春路西側的廣大地區，面向長春路，在長春路及沈陽附近，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以便在蘇軍撤退時與國民黨爭奪這些大城市。
高崗則認為，蘇聯要履行它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和協定，會把沈陽等大城市交給國民黨。現在國民黨軍隊已佔了山海關，力量對比是敵強我弱，我們又缺乏群眾基礎，所以我們的方針應當避開大城市，到農村去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張聞天完全支持這個意見。東北局主要領導認為不能放棄大城市，認為蘇聯紅軍理應支持我黨我軍。會上大家爭得面紅耳赤。高崗對張聞天說，咱們到哈爾濱找陳雲同志去。
11月24日，高崗、張聞天、劉英、李富春等二三十人，組成了去北滿的干部團，乘火車離開沈陽去哈爾濱。他們乘坐的火車是悶罐子，既無暖氣，也沒座位，但大家情緒很高，一路上有說有笑。當時鐵路由蘇軍管制，晚上車到長春竟不讓走了。高崗自告奮勇，要何方（后任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長期做張聞天的助手） 陪他進站交涉。管理長春火車站的是個蘇軍大尉，他一眼就看上了高崗所帶的三節電池的手電筒。大概是沒有見過，非常喜歡，要求送他“留作紀念”，但高崗執意不肯，於是又回到車廂。當大家了解這一情況后，都力勸高崗割愛。
張聞天說：“老高，一個手電筒值幾個錢，送給他吧。讓他放我們走。”高崗表示，他不是舍不得手電筒，而是不願對蘇軍這種違反紀律的事作出讓步。在大家的一再堅持下，他還是拿出手電筒讓何方送去。蘇軍大尉得到禮物后，二話沒說，就指派一輛機車隻拉著這節車皮直奔哈爾濱，一站未停就到達目的地。
26日，高崗一行冒著漫天大雪，來到了北滿分局撤走后留在哈爾濱南崗區的一幢小樓，這裡也是北滿分局撤離后的秘密聯絡機關。但到達這裡時並沒有馬上見到陳雲，因為在他們到哈爾濱之前的22日，以陳雲為首的北滿分局已經按照蘇軍的要求，與鬆江省委和鬆江軍區機關一道撤往哈爾濱以東的賓縣。聽說高崗一行到了哈爾濱，陳雲立刻於28日由賓縣趕到哈爾濱，與高崗、張聞天等會面。陳雲（時任東北中央局委員、中共北滿分局書記） 聽了兩人的陳述，感到問題重大。他同意高崗、張聞天的觀點，三人討論后決定就這一根本戰略方針問題給中央發電報。張聞天當即根據三人討論意見擬稿，陳雲、高崗又同他一起反復推敲、修改，忙了將近一夜，寫成《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由陳、高、張聯名，於29日、30日用電報分兩次發給東北局並中共中央。
電報中分析了當前形勢和蘇聯對東北的政策，指出：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承認，首先獨佔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佔滿洲，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當前東北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於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在錦州、沈陽前線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同時，將其他武裝力量和干部，有計劃地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武裝和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和鐵路干線兩旁的廣大鞏固根據地。我們必須經過戰爭及根據地之建立，以達到包圍殲滅大城市之敵及鉗擊長春鐵路干線，使我們能夠在同國民黨的長期斗爭中，取得全局的優勢”。對於北滿工作的中心，提出“應該放在廣大的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根據地的建立”，並提出在北滿建立若干根據地的具體設想。
12月9日，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陳、高、張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2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採納陳雲、高崗、張聞天等提出的東北工作方針，指明東北斗爭的艱苦性，確定黨在東北的任務是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鄉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發動群眾，逐步積累力量，准備在將來轉入反攻。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對東北局領導進行調整，林彪為書記，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為副書記，並組成常委會，高崗兼任秘書長，處理東北局的日常工作。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1949年1月改稱第四野戰軍），並成立了東北軍區，林彪任司令員兼政委，高崗任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
1949年2月，高崗出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和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49年3月正式任命）。
在此期間，張聞天先后擔任合江省委書記、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1948年）、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遼東省委書記等職。高崗與張聞天在工作中互相支持，為建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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