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農民·紅軍
1927年7月，陳獨秀給中央遞交了辭職信，自此離開了領導崗位。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已厭倦與國民黨論爭的“口水戰”“筆墨戰”，意識到與國民黨斗，還是要靠實力和槍杆子，城市不是中共的優勢所在。他毅然選擇了農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1923年4月，毛澤東在領導水口山礦區工人罷工時，發現這些工人原本就是農民，他立即派工會領導成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岳北白果鄉開展農民運動。這個鄉有很多農民在水口山礦區做工，受過毛澤東的教育，親歷過水口山礦區罷工，感受過團結起來的力量。僅僅幾個月的時間，農民就發動起來。9月中旬，湖南第一個農會——岳北區農工會成立。根據開展農運的經驗，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主要介紹農民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中共也曾研究與討論過農民問題，而將農民運動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正式提出，卻是毛澤東開的頭。對於這一點就連張國燾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說：“他（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証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
如果說陳獨秀忽略了農民問題，那顯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7月，他就在《前鋒》發表《中國農民問題》，這篇被鄧中夏稱為“算是精審可觀，對於中國農民狀況分析得很細致”的文章指出：“農民的大群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國民革命“不可忽視農民問題”。他對農民的經濟狀況、階級構成以及所受的壓迫，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也給中國農民指出了改變命運的途徑，那就是“教育與宣傳” “組織消費協社” “組織農民借貸機關” “組織谷價公議機關”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縣長民選”等。雖然如此，他對農民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土地問題、農運問題等缺乏足夠的認識。
1924年12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回長沙養病。次年2月，來到家鄉韶山，走戶串門，與鄉親們拉家常交朋友，對農民進行思想啟蒙教育。除辦起20多所農民夜校外，還創辦了農民協會，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積極發展共產黨員，創辦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時間不長，領導的農民運動卻有聲有色，走“在各縣之先”，成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農運一開始即“作經濟政治斗爭”，“時常與地主土豪發生沖突”。
毛澤東認准了中國革命的廣闊天地在農村，中國革命的生力軍是農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農民運動上，可總書記陳獨秀卻始終對農民運動存有偏見，說農運已經“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1927年1月，毛澤東帶著陳獨秀所提的這些問題，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譚、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毛澤東並非沒看到農民運動的過火之處，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農運的本質和主流，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庄稼漢，如今也在農村挺直了腰杆說話，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結論：“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敗前夜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和彭湃、方志敏等將籌劃已久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會討論。可是，陳獨秀沒在大會上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國共分裂已是大勢所趨，“心情蒼涼”的毛澤東正在思考和運籌著下一步的革命行動。大革命失敗后，就在陳獨秀給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憤憤不平地辯說時，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創建人民武裝——工農紅軍，與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武裝割據。
紅軍日益發展，工農武裝割據已成星星之火時，陳獨秀卻站出來對紅軍和蘇區大加討伐。他寫了《關於所謂“紅軍”問題》等文章。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對武裝斗爭，也不僅僅是對農民有著“紳士式”的歧視，而是惡狠狠地污蔑紅軍的社會基礎是“災民、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刀匪”，由這些“極惡劣的分子來革命，便是從好處向壞處革命了”，並說紅軍的游擊戰爭是“土匪式的騷擾”。因此，“統治階級罵我們是共匪和匪共並稱，都不足為異”。時值國民黨對蘇區發動“圍剿”，蔣介石把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蘇區廣泛散發，這就難怪有人說蔣介石對紅軍和蘇區是“武剿”，而陳獨秀則是“文攻”。
與陳獨秀主張“國民會議”、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馳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牢牢把握槍杆子，從無到有，由小到大，並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四次“圍剿”中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新的革命根據地。后來的歷史証明，如果中共沒有軍隊和根據地，中國革命的勝利就無從談起。毛澤東在創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已與這支軍隊水乳交融、血脈相連，廣大指戰員也在實戰中意識到毛澤東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被排斥時，他在軍隊中的影響力，也沒有多大的減弱。這是毛澤東與陳獨秀的不同之處，也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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