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信仰·紀律
中國革命處於低潮，陳獨秀和毛澤東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期如何領導中國革命，兩個人卻指出了極不相同的方向。陳獨秀認為，國民黨還沒有到崩潰的時候，所以，人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現在應放棄“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以“不繳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的經濟斗爭取代階級斗爭。毛澤東堅持武裝斗爭，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已然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正在開辟之際，湘南特委派員來到井岡山。
來人下車伊始，便批評毛澤東是“右傾逃跑” “槍杆子主義”，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誤傳為“開除黨籍”。毛澤東就這樣被“開除”出黨，成為隻擔任師長的“黨外人士”。毛澤東后來說，當時“開支部會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並沒有絲毫違背組織紀律的言行。
也是在這一時期，陳獨秀多次給中共中央去信，忘卻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古訓，繼續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批評的意見。共產國際考慮他的意見及特殊的歷史地位，指名讓他和另外幾位同志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共六大，其他幾個同志都去莫斯科參加了會議，惟有他卻不顧組織紀律，嚴詞拒絕出席會議。更離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於腦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黨的基層組織中公開傳閱。
他企圖引起對黨的路線的公開討論，這一願望在當時就被否決了。當他獲知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黨內反對派的活動。作為中共創始人的他，在創建這個黨時就理應明白列寧主義的政黨紀律，黨內不能有反對派活動。在中央一再的勸說和警告下，他置若罔聞甚至梗著脖子向中央叫板：“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他公開地追隨托洛茨基，明目張膽地建立反對派組織，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鄒所說，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時犯了很多錯誤，這是歷史的真實。對待這些錯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共產黨員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陳獨秀那樣肆言無忌直至公開批評。他甚至膽大到在給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寧遺囑”，而列寧遺囑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內容是 “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此時的斯大林不僅是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國際共運的領袖。可陳獨秀卻毫不顧忌，理直氣壯。
在托洛茨基的力薦下，陳獨秀當上了中國托派的中央書記，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輕的托派們並不把他當回事，仍對他的所謂右傾進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類於托派的思想，又從來不能見容於這些年輕人。他並不在意這些，用他的話說：“我隻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他在審視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時，大膽地懷疑，不時地否定，並自詡要用“科學的態度”，“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斷言“列寧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他從批判孔子開始，一生信仰和拋棄的主義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見的，延至晚年連最后信仰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拋棄了，這就難怪胡適說他是“終身的反對派”了。
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與陳獨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說具有“虎氣”外，還有“猴氣”，那就是靈活性。中共確定了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后，斯大林開始擔憂起來，立即派王明回中國督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貫徹，唯恐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見罪於蔣介石，從而使蘇聯失去東面屏障。王明自以為是欽差大臣，以在武漢的長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鬧起獨立。這一點，連賦閑的原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明正在勢頭上，且背后又站著斯大林，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除闡述自己的意見外，盡量避免與王明的正面沖突， 也就是李德所說“除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過任弼時、王稼祥等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的真實情況，從而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陳獨秀、毛澤東相會於上海。陳獨秀向青年毛澤東談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后來，毛澤東向斯諾說：“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這些話，給我留了深刻的印象。”陳獨秀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畢生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切的出發點與著眼點都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為此，他既能順勢而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氣餒，巧與周旋，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對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絲一毫也不懷疑，只是腳踏實地的踐行著，這就是他與陳獨秀在本質上的不一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