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
1922年，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陳獨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左一）等
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說，陳獨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於“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復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實力基礎（如軍隊、干部）”，他又“忽視了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對蘇區和紅軍）”，這是他“注定要失敗”的主要原因。毛澤東作為陳獨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備和擁有的恰恰是陳獨秀缺乏和忽視的，這正是毛澤東與陳獨秀在本質上不一樣的地方。
家教·秉性
陳獨秀長毛澤東14歲，兩人出生環境不一樣，所受家教不同，秉性各異。陳獨秀不滿兩周歲的時候，父親便被瘟疫奪去生命。母親對他的個性影響極大，她對兒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舉，起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母親雖沒讀過什麼書，卻比較開明，從不拿“忠孝節義”的道德說教來束縛和規范自己的孩子。陳獨秀評價自己的母親很能干，本質上又是個老好人。他說：“有人稱贊我嫉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嫉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陳獨秀5歲時過繼給叔父陳衍庶，嗣父是個舉人，曾在東北做過官，少年陳獨秀曾隨嗣父去過東北，親眼目睹沙俄士兵隨意殺人、奸淫婦女的暴行。這慘烈的一幕幕，對他刺激極深，每每“思之當一大痛哭”，他為國人“隻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苟活於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之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這種壯烈的民族情懷，貫穿了他的一生。與陳獨秀不同的是，毛澤東出生在閉塞的韶山沖。父親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勤勞節儉，精明能干。父親對他要求不高，隻要能識字打算盤。
當祖父拿著戒尺，硬逼著年幼的陳獨秀背誦經書時，隻有6歲的毛澤東已經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們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勞動，較早地知道了稼穡勞作的艱辛。毛澤東9歲才開始讀書，雖說書是讀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記憶力強，舊時讀書人必備的默寫背誦的功夫，對於他來說一點也不難。
少年毛澤東讀書時就愛思考，他發現一個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問題，那就是《水滸傳》《西游記》和《三國演義》等“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裡面沒有種地的農民”，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在重溫這些小說內容后，他終於明白：“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並控制土地，並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長沙發生飢民暴動，官府實行殘酷鎮壓，暴動者的頭顱高挂在長沙城南門外示眾。這一事件轟動整個湖南，也給時在韶山東茅塘讀書的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這件事當作自己的事：“我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裡人那樣的普通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陳獨秀顯然沒有這麼近距離地接觸農民，在這個年齡段，他在大哥的督促下，整天埋在經書子集裡，以預備科舉考試。18歲那年，為了“母親的心願”，才隨大哥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一路進京科考的經歷，給他刺激極大，深感科舉制度的腐朽與黑暗，這才與科舉決絕。由南京回安慶后，他撰寫了《揚子江形勢論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長江防務的方案。他的這些文章仍然主張依靠皇帝進行改革，以達到富國強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澤東13歲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樣，在田地裡勞動，晚上回到家中，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給父親記賬。但他不願困守在韶山沖，要走出去獨闖天下。他知道父親絕不會同意，而要讓父親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聰明的他找來八舅文正瑩、堂叔毛麓鐘和表哥王季范當說客，這些人在鄉間很有聲望。父親在他們的勸說下，終於同意他去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1910年秋，17歲的毛澤東背著簡易的行囊，邁著堅實的步伐，走出了韶山沖。
陳獨秀自小就缺乏這種圓融變通的心計。兒時為了背書，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邁的祖父就想聽到孫兒的求饒聲，可他偏偏不，手打腫了，屁股打紅了，心疼得母親在一旁暗暗垂淚，可是他卻咬緊牙關，一聲不吭。憤怒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這種倔強剛烈的性格，以及一條道走到黑的偏執，似乎伴隨陳獨秀的一生，使他為此吃了不少的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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