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以筆為劍戰而不屈

創辦生活書店，不接受胡宗南游說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進犯沈陽，外敵入侵，國事日蹙。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寫道，本周要聞“是全國一致傷心悲痛的國難，記者忍痛執筆記述，蓋不自知是血是淚”。《生活》周刊的編輯方針此后相應調整，從“有價值、有趣味的周刊”逐步“成為新聞評述性質的周報”，“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據胡愈之回憶：九一八事變之后，“《生活》周刊逐漸改變了方向，關注和議論起國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國人民反蔣抗日的願望一致起來，刊物更受到讀者的歡迎”。

國難當頭，國民黨當局卻宣稱“攘外必先安內”。鄒韜奮再次嚴正聲明：“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對於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1932 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約鄒韜奮晤談。“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游說，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韜奮，改變政治立場，逼韜奮表態擁護蔣介石……韜奮坦率地回答胡宗南，隻要政府公開抗日，便一定擁護，在政府公開抗日之前，便沒有辦法擁護”。鄒韜奮還強調：“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對於‘政府’也沒有什麼幫助。”胡宗南無功而返，前腳剛離開上海，蔣介石又密電發出新指示：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此外，蔣介石不惜親自出面，直接對《生活》周刊主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黃炎培等施壓。

在“召見”中，蔣介石要求黃炎培責令鄒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兩難之際，鄒韜奮、黃炎培均不願職教社卷入政治漩渦。經過權衡，鄒韜奮決定“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擬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自主經營。這一提議獲得職教社方面同意。對於編輯出版言論自由，鄒韜奮接連在刊物上撰文：“倘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無法維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聽其關門大吉，無絲毫保全的價值，在記者亦不再作絲毫的留戀。”

《生活》周刊雖然獨立了，但樹大招風。在胡愈之建議下，1932 年7 月，鄒韜奮創辦了生活書店，拓展其圖書雜志出版、發行業務。20 世紀30 年代中后期，生活書店堪稱后起之秀，其在全國各大中城市設立了56 處分店，規模一度超過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老品牌。期間，生活書店出版了《文學》《筆談》《世界知識》《生活教育》《婦女生活》等約10 種刊物，圖書近千種，為一般民眾編行的《戰時讀本》和《大眾讀物》，發行量均超過百萬冊。全面抗戰后，生活書店抓住國共聯合抗戰的有利時機，先后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雇佣勞動與資本》《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數十種著作，為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提供了精神食糧。然而，生活書店被查禁的圖書同樣多達200 多種，包括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作品。

后來成為文學家的端木蕻良曾與鄒韜奮有過交往，據他在《生活的火花》一文中回憶，兩人在聊天中談及生活書店為什麼會不斷發展壯大，鄒韜奮戲稱“這得感謝國民黨了”。“我們才出幾期，他就要我們停刊。但是，廣大讀者是支持我們的，一訂就是一年。這樣，生活書店就越來越大了。所以，生活書店應該是屬於人民的！”

八年從不脫期的《生活》周刊被封了1933 年1 月，鄒韜奮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當選為執行委員。鄒韜奮的愛國民主言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和忌恨，鄒韜奮的《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6 月，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卓越的領導之一楊杏佛，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暗殺。消息傳來，魯迅以悲憤心情寫下詩句：“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洒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鄒韜奮也名列黑名單，被迫於這年秋天出國考察，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鄒韜奮出走並未改變生活書店被查封的命運。1933 年12 月初，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激，毀謗黨國”的罪名下令封閉《生活》周刊。8年從不脫期的《生活》周刊，編輯出版至八卷五十期停刊。鄒韜奮出國之前已預料到《生活》周刊有可能被查封。最后一期《生活》周刊發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備好的《與讀者諸君告別》一文：“記者所始終認為絕對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也就是所謂報格。倘須屈服於干涉言論的附帶條件，無論出於何種方式，記者為自己的人格計，為本刊報格計，都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記者原不願和我所敬愛的讀者遽爾訣別，故如能在不喪及人格及報格的范圍內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願，但經三個月的掙扎，知道事實上如不願拋棄人格報格便毫無保全本刊的可能，如此保全本刊實等於自殺政策，決非記者所為，也不是熱心贊助本刊的讀者諸君所希望於記者的行為，故毅然決然聽任本刊之橫遭封閉，義無反顧，不欲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