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以筆為劍戰而不屈

“《新生》事件”爆發后提前回國創辦《大眾生活》

《生活》周刊被查禁后，經胡愈之等人斡旋，決定創辦新的刊物，以繼承、光大《生活》周刊精神，並提議由杜重遠出任主編。1934 年2月，新刊誕生。刊名原擬採用《新生活》，但因當局的“新生活運動”搞得很臭，很可能引起讀者誤解，於是最終定名《新生》，意寓《生活》周刊“新的生命”。鄒韜奮流亡歐美期間，邊走邊記，創作了《萍蹤寄語》等作品，並陸續在《生活》周刊連載，后因刊物被封中斷，如今又得以在《新生》周刊繼續刊發。

《新生》周刊出版了一年多，到1935 年因刊載《閑話皇帝》一文，引發“《新生》事件”。該文在論述日本天皇時，因有言論把天皇描述為“傀儡”“古董”。文章一經發表，上海的日文報紙以頭條新聞宣稱《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礙邦交”，有日本浪人舉行示威游行，打碎了北四川路上多家中國商店的大櫥窗玻璃。此前，國民黨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設立了“新聞檢查所”，1934 年，當局又成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閑話皇帝》一文雖經當局審查，但最終放行。日方借此大做文章，認為《閑話皇帝》出籠，代表了中國政府的某種意圖。

日方咄咄逼人之際，國民黨當局不顧國人、僑胞反對，刻意退讓，委曲求全。最終，《新生》周刊被封，杜重遠被判刑一年零兩個月，不得上訴，立即送監。而上海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所有參與審查《新生》周刊的人員，悉數被免職。1935 年7 月，鄒韜奮在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獲悉“《新生》事件”及杜重遠入獄的消息后，當即發電慰問，並提前回國。船在上海一靠岸，鄒韜奮顧不上跟妻子多說話，轉交行李后即雇車到監獄去探望杜重遠。兩人一見面，話沒出口淚已先流。鄒韜奮自述：“我受他這樣感動，倒不是僅由於我們友誼的篤厚，卻是由於他的為公眾犧牲的精神。”

當年11 月，鄒韜奮創辦了《大眾生活》周刊，他沒有因“《新生》事件”而停止“出版救國”的理想和追求。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鄒韜奮高度贊揚學生救亡運動，認為“這是大眾運動的急先鋒，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並呼吁凡是確以民族解放斗爭為前提的國民，都應“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爭的大旗以血誠擁護學生救亡運動，推動全國大眾的全盤的努力奮斗”！《大眾生活》還刊發諸多現場的照片，一時洛陽紙貴，銷售量達20 萬份。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回絕陳濟棠“資助”《大眾生活》風生水起之際，蔣介石再次派出要員張道藩與劉健群進行勸說，地點在邵洵美家。張道藩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劉健群為復興社的總書記。結果可想而知，兩人再次碰了“釘子”，沒能把鄒韜奮“拉下水”。鄒韜奮隨后在《大眾生活》上發表了《領導權》一文，駁斥了劉健群“惟命是從、惟上是聽”的“領袖腦殼論”。

蔣介石此時仍未放棄爭取鄒韜奮的努力，他決定親自出馬，約鄒韜奮到南京面談，並安排杜月笙陪同往返，以便讓鄒韜奮安心。考慮到鄒韜奮彼時已加入全國各界聯合執行委員會，是執行委員之一。前往南京與蔣介石面談，怕雙方鬧僵，不如不見。第二天，戴笠奉蔣介石之命去南京火車站接人，未果，隻能原車返回。不料天降大雨，道路泥濘，半路車子翻了，弄得戴笠滿身污泥，狼狽不堪。鄒韜奮事后寫道：“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三年后，鄒韜奮在重慶才得知，蔣介石此次約他“當面一談”的目的，是要他像陳布雷一樣，做“文膽”第二。“敬酒不吃吃罰酒”。果然，1936 年2 月，《大眾生活》隻出版了十幾期即被查封了。但是，僅僅3 個多月后，鄒韜奮即在香港創辦了《生活日報》，以“促進民族解放，推廣大眾文化”為宗旨。胡愈之曾在《鄒韜奮與〈生活日報〉》一文中寫道：“殖民地的新聞檢查，卻比在半殖民地的蔣管區要寬大一些。例如‘帝國主義’不能公開寫出來，寫成‘□□主義’就可以了。至於要求抗日救亡，要求民主等等，在國民黨地區是要作為‘危害民國’罪懲辦的，而香港政府則置之不問。這也是韜奮決定到香港去辦報的一個原因。”

鄒韜奮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的時候，廣東軍閥陳濟棠特地派副官接他到廣州面談，事后還要送3000 千元，鄒韜奮同樣謝絕。由於交通不便，報紙難以及時送達內地讀者手中，飛機輪船常常誤期，一份報紙到上海有時需7 天，時效性不強，還不如遷回上海辦報。在堅持出版近60 期后，鄒韜奮最終決定停辦日報。

身陷囹圄仍創作出《經歷》等作品1936 年11 月22 日凌晨，正當鄒韜奮仍在為新創辦的《生活星期刊》構思社論選題時，一陣急促、凶猛的打門聲打破了清晨的安寧。門打開后，5 個人一擁而入，鄒韜奮被捕了。不久又傳來消息，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時、史良與沙千裡這一夜也在上海被捕，由此引發了轟動海內外的“七君子事件”，他們都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要負責人。

“七君子事件”爆發之初，各界即展開營救。延安《紅色中華報》以《反對南京政府實施高壓政策》為題，報道了鄒韜奮等人被捕的消息。文章指出：“這種行為實為全國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國人民決不會為南京政府的愛國有罪政策所威脅而坐視中國的滅亡，必須再接再厲，前仆后繼來發展正在開展的全國救亡運動。”國民黨中央委員於右任、孫科等聯名致電蔣介石，表示此案應“鄭重處理”。馮玉祥等在南京征集10 萬人簽名營救運動，“以表示民意所依歸，而促南京最高當局之覺悟”。宋慶齡等人還表示要陪“七君子”一同坐牢，直到大家釋放為止。羅曼·羅蘭、愛潑斯坦等國際人士同樣致電國民政府，要求放人。在法庭審判中傳訊鄒韜奮時，他昂首闊步，在答復審問時，聲調慷慨激昂，仿佛在群眾大會上作演講，駁得法官啞口無言，全場陪審律師則頻頻起立聲援鄒韜奮。

鄒韜奮被捕后，胡愈之坐鎮編輯部，邊聽同事匯報庭審情況邊寫特稿———《愛國無罪案聽審記》，然后分發給上海各大報刊，生活書店連夜又將“聽審記”印制成書，免費發放。盡管民憤洶洶，當局卻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將“七君子”關押了200 多天，直到1937 年全國抗戰爆發后才釋放出獄。雖然身陷囹圄，鄒韜奮依然筆耕不輟，接連創作了《經歷》等自傳性回憶錄，編寫了《萍蹤憶語》《展望》《讀書偶譯》等文稿，總計30余萬字。沙千裡后來回憶：鄒韜奮“全部時間差不多用在寫作方面”，“任何外面的吵擾，對他都不可能發生影響，即使我們在打球的時候，他也在球場旁邊一隻特制的寫作藤椅上運筆如飛地寫作他要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