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劉火雄
1926 年10 月，鄒韜奮以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的身份，接辦了職教社的機關刊物《生活》周刊。此后，從《生活》到《大眾生活》《生活日報》，從《生活星期刊》《抗戰》到《全民抗戰》，包括開辦生活書店，鄒韜奮一刊被停，一刊（報、書店）繼起，為宣傳抗戰、團結御辱和爭取言論自由、民主政治鼓與呼，在中國近代編輯出版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毛澤東曾說過：“我們干革命有兩支隊伍，武的是八路軍，文的是鄒韜奮在上海辦刊物，開書店。”
揭露交通部長王伯群窮奢極欲
最初，《生活》周刊內容多集中與青年職業和教育相關領域，發行量隻有兩千多份，且以贈送為主。鄒韜奮接手后，從加強刊物的趣味性入手，“多登新穎有趣之文字”，如撰寫“小言論”，編譯國外報刊新知趣聞，刊發海外通訊員報道等，文風活潑，可讀性強。這一系列舉措很快打開了局面，兩三年后銷數增到4 萬份以上，5 年后發行量達到創紀錄的15.5 萬份，與全國性日報《申報》的發行量旗鼓相當，其社會影響力不斷提升。
1931 年6 月，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交通部長等職的上海大廈大學校長王伯群與本校畢業生保志寧結婚，建造“金屋”，極盡奢華。消息傳出，有人譏諷王伯群“位尊多金”，有讀者特意寫信給《生活》周刊，要求調查並揭露王伯群的“丑行”。
鄒韜奮獲悉后，基於憤慨，一面將讀者來信刊登，一面展開調查，以便弄清事實真相。原來，王伯群所建“金屋”由辛豐記營造廠造就，后者正承建南京交通部辦公樓及大廈大學教學樓建設工程。為了討好交通部長王伯群，造價不下50 萬元的別墅，最終隻收取王伯群約20 萬元費用即交付使用，有變相賄賂之嫌。
王伯群得知鄒韜奮的行動后，害怕丑聞被曝光，於是派人攜帶10 萬元前往，企圖以此封住《生活》周刊之口。鄒韜奮不為利益所惑：“《生活》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刊物，經費多有困難，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貼，一個小刊物也用不著偌大的巨款。”來人並不死心，接著提出把這筆現金折合股本，作為投資基金。對此，鄒韜奮以不符合公司章程為由再度拒絕，並嚴正相告：“王部長既然這樣慷慨，不如替他捐助給仁濟堂（當時上海的水災救濟機關———筆者），救救幾百萬嗷嗷待哺的災民吧，何奈關心我一人之生活！”來人隻得悻悻而退。沒幾天，鄒韜奮接到匿名信，“警告”他要“小心”。鄒韜奮則表示：“我的態度是頭可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斷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個人所屈服的。”
他在隨后出版的《生活》“信箱”欄目上，刊發了署名陳淡泉的《對王保（君）應作進一步的批評》一文，並配有記者親往王伯群“金屋”實地拍攝的照片5 幅。在《編者附言》中，鄒韜奮發表言論，將王伯群痛斥一番：“在民窮財盡的中國，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種需要中之一種而且一處，已達四五十萬圓，而王君信裡猶說‘伯群素尚儉約，雖備員中央數載，自顧實無此多金’，我們不知‘多金’果作何解？‘儉約’又作何解？”王伯群“個人的窮奢縱欲，實為國民的罪人”。“在做賊心虛而自已喪盡人格者，誠有以為隻須出幾個臭錢，便可無人不入其彀中，以為天下都是要錢不要臉的沒有骨氣的人，但是錢的效用亦有時而窮……”
迫於輿論壓力，不久，有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至1931 年底，王伯群被迫辭職。隻是憑借何應欽這座靠山，他才得以保留國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頭銜。時人戲稱王伯群是“娶了一個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丟了一個官職”。王伯群所建“金屋”，后來也被汪精衛等人佔有，由“王公館”變成了“汪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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