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老領導傅雨田同志 ：山高水長 竹蓮璧合

真抓實干，鞠躬盡瘁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為黨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工作就要像個樣子，說與做不能兩張皮。”傅雨田同志所說的工作的“樣子”正體現在他自身工作的特點當中：使命至上，責任第一，不尚空談，真抓實干。他既高度注重原則性，又非常注重靈活性﹔既令行禁止，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又充分發揮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動機與效果相統一，出發點與落腳點相協調﹔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難、不避險，幾十年一以貫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29年秋,年僅14歲、尚在沈陽讀中學的傅雨田同志,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毅然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10月傅雨田同志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后，隨即被分配到綏東抗日前線。不久轉到太原，任中央北方局直接領導的山西省工作委員會委員，並先后任山西抗日犧牲救國同盟會常委、太原市委組織部長、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一縱隊大隊（營）教導員、總隊（團）政委、縱隊（旅）政治部主任、三縱隊（旅）政委。七七事變后，他遵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充分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他多次率部與日軍及反動敵頑殊死搏斗，先后被敵人的手榴彈炸傷手、腿等多處，小腿骨裡終生留有敵人的彈片。1941年春，他作為黨的七大代表赴延安，1943年任中央黨校二部秘書科長、組教科長，先后參加了延安整風和大生產運動。1945年5月，他作為正式代表參加了黨的七大。

抗日戰爭勝利后，傅雨田同志隨大批干部赴東北，先后任中共遼寧省新民縣委書記，新民中心縣委書記，遼西一、五地委書記，省委后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48年，先后任遼吉省第一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遼北省委秘書長。剿匪時，他親抵匪穴與匪首談判。面對土匪們的槍口，他毫不退讓和妥協。由於環境惡劣、緊張艱苦，他得了嚴重的肺結核，依然日夜操勞，直至倒地不起才轉移到一座寺庵邊治療邊工作。在東北解放的偉大進程中，他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廢除地主封建剝削，組織后方支前，為鞏固東北根據地、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和建立新中國做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后，傅雨田同志先后任遼西省委秘書長、省委副書記。其間，他還主持遼西省委黨校工作，擔任土改工作團團長，兼任省總工會主席。1952年7月至1955年12月，他任東北局直屬長春市市委書記兼市長。他按照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的要求，以滿腔的熱情、過人的膽識和智慧，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領導和指揮了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等一批重點項目建設。1956年1月至1958年9月，他調任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副局長、城市建設部部長助理，成為我黨較早熟悉城市工作和現代工業建設的領導干部之一。

1958年10月，傅雨田同志調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人委副主席，並先后兼任自治區建委主任、科委主任和文教辦主任。他尊重科學，尊重知識，愛護人才。他經常深入廠礦、林區生產班組和學校調查研究，寫過很多有價值的專題報告。例如，關於西津水電站、柳州鋼鐵廠、柳州火電廠、柳州拖拉機廠、南寧冶金礦山機械廠等基礎工業項目不能停建、緩建的報告，關於規劃桂林城建合理布局防止環境污染的調查報告，等等。在西津水電站等工業重點項目的勘察設計和建設、城市規劃布局、科技和文教事業的發展等方面，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他在自治區科技協會的一次會上說：“科委八千歲，科協一萬歲！”與會者興奮地稱贊道：“真是風趣幽默，精辟深刻！”在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下鄉累計達3年之多，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壯鄉武鳴華僑農場水田插秧時，多條螞蝗趴在他腿上吸血，扯不下來，他卻毫不在乎。傅雨田同志為廣西民族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至今仍受到當地群眾干部的懷念。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剛一閉幕，傅雨田同志即調任江西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1979年12月恢復建立省人民政府時，他又當選常務副省長。他痛惜我國因“文化大革命”而失去10年發展機會，懷著追回已逝歲月的心情，夜以繼日地工作。盡管每周“預安排”的工作表都是滿滿的，但他看過后總要密密麻麻地加上許多。白天忙得夠累了，晚上還要安排人談工作，每天都要談到過半夜。他為江西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撥亂反正，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全省工交戰線工作，認真貫徹中央“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在結構調整、擴大企業自主權、建立科學的規章制度、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加強工交戰線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許多符合實際的意見，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對於當時煤電運緊張和消費品短缺等薄弱環節以及重點工程建設項目，他抓住不放，親自協調。他多次深入德興銅基地、貴溪冶煉廠、永平銅礦、江西鋼廠、新余鋼鐵廠、江西第二化肥廠、九江煉油廠、南昌發電廠、江西化纖廠、江西棉紡廠、九江棉紡廠等企業，萍鄉、安源、英崗嶺和豐城等煤礦，西華山、大吉山和盤古山等鎢礦，景德鎮各瓷廠，調查研究，解決難點問題。他甚至不顧年邁，下到幾百米深的礦井檢查指導工作。在江西一些軍工企業軍轉民的過程中，他果斷決策，爭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為一大批骨干企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1982年9月后，他還擔任了省人事安排小組組長和省整黨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職務，為江西大力推進干部隊伍建設和黨的建設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在1983年機構改革中，他認真執行黨的干部路線和政策，向省委推薦了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優秀干部，為全省各級領導班子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1982年，他擔任江西省顧問委員會籌備組組長，負責籌備省顧問委員會的工作，不遺余力地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1985年，傅雨田同志受命出任《當代中國的江西》的主編和編審小組組長。該書全書88萬字，是國史叢書、國家重大出版工程。1991年6月，他又受命出任《當代江西簡史》的主編。該書是國家下達的又一重大國史研究項目。他不顧年事已高，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為共和國史學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傅雨田同志在江西雖未分管新聞出版戰線的工作，但他仍非常重視、關心和支持新聞出版事業。他經常與江西日報社、江西廣播電視廳的主要領導同志談論工作。在基層和廠礦企業考察調研時，偶有記者隨行。他很感謝也很贊賞記者付出的辛勞。1979至1980年江西日報社工交組（處）長熊性勤同志幾次隨行調研。有一天，他因夜裡寫稿子，中午又奔波趕路，有些疲困，傅雨田同志便風趣地對人們說：“你們看哎——‘熊’，很壯很棒，本來很‘懶’，可偏偏‘性勤’！”一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疲困也驅散了。傅雨田同志對江西印刷行業的技術改造給予了特殊的關照，多次下到印刷廠調研。他見竹葉青酒的包裝印刷很好，便將自家那瓶酒送給省經委的一位處長，請他同印刷廠的同志研究改進江西的包裝印刷。他是書店的常客。讀到好的圖書，常向人推薦，甚至買來送人﹔報刊上讀到好文章，也常向人推薦，有時還剪下送人。1991年11月23日是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40周年紀念日，他題寫了“繁榮出版事業——慶祝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1994年，省委宣傳部組織編著出版《中國母親》一書，向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獻禮。該書擬請薄一波同志題詞，但又怕薄老不肯題寫。為此，由我向傅老求助，他二話沒說，當即親筆給薄老寫了信。該書最終得到了薄老的題詞。該書出版后，獲得了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好書獎。21世紀出版社出版《畫說〈資本論〉》時，傅老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但當出版社再三請他做該套書顧問時，他卻說：“我給你們出點力可以，這個名無論如何我是不要的。”

在長期的工作中，傅雨田同志一貫廢寢忘食，有時即使感冒高燒到40度也不休息。由於工作過於勞累，1995年3月，他甚至在工作中突發腦溢血。

時刻想著群眾，一切為了百姓

傅雨田同志經常說：“我們做工作，說到底是為群眾辦事，為老百姓謀幸福。所以，一定要時刻想著群眾，尤其要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冷暖。”

傅雨田同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在上下班路上或出差途中，遇有路邊急病或受傷的群眾，他一定會同工作人員先送人到醫院然后再趕路。他多次用自己的工資資助生病住院的群眾和災民。1979年春，他曾幾次在晚飯后一個人到南昌下正街電廠宿舍走訪，了解職工的生產生活情況，職工們事后知道這是新來的省委書記時，既感到新鮮、高興，又感到沒與他多說些話而遺憾。1981年11月全國鎢業科技工作會議在大余西華山鎢礦召開時，一位女職工要去福建與一軍人結婚因買不到車票而心急如焚，傅雨田同志便用自己坐去開會的小車從大余送她到南昌轉車去福建。他還設法採取多種方式與社會群眾廣泛接觸、交朋友，以便體察民情。他與社會上一普通小伙子多年保持通信聯系。正因為他時刻注意保持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和真摯情感，所以他在工作中始終能夠很好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作用。而對共產黨人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來說，這恰恰是他們政治上是否過硬的一個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