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藏
清正廉明，艱苦朴素
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傅雨田同志一生淡泊名利，嚴於律己，勤懇朴實，許多干部職工和群眾評價他是“清正廉明、勤儉朴素的楷模”。
2000年4月13日中午，我與傅老的小兒子小垣及傅老最后一任秘書鐘宏樣，由遼寧省委、新民市委有關部門同志陪同，在傅老家鄉老合牛錄（村）開採訪會。比傅老小11歲的傅玉生說：“上個世紀60年代，雨田在廣西工作時，我寫信給他，請他幫我在廣西找個工作。他就給我們村黨支部寫信，給我做思想工作，說：‘在哪裡都是革命工作，還是在家鄉做吧。”比傅老小7歲的王英杰說：“1948年2月土改時，我任村會計，雨田當年在縣城師范（中學）讀書時的一個姓劉的老師，托我找雨田，幫他辦一個不該辦的事，被雨田拒絕了﹔雨田的姐夫聽說后，也不好意思再找雨田了。1945年土改前，雨田從延安到東北工作不久，他特意回家來一趟，讓他父親把耕地分給少地的農民。但他父親不同意，說：‘你在外干那麼多年，沒給我置地，還讓我分地出去，不行！’但他父親還是殺了兩頭豬，讓全村人到他家吃了一頓。”
1966年7月的一天中午，我隨傅雨田同志在廣西武鳴縣查看農田后在村邊大榕樹下乘涼時，他忽然指著榕樹垂到地面的大氣根對我說：“你看，這隻手不是伸得太長了嗎？”說罷風趣地笑了。我也會意地笑了。我知道，他這樣說，是把榕樹的氣根與人的手臂形象類比，是與剛才關於黨的干部要廉潔，不要“懶、饞、沾、貪、變”的話題有關，和當時傳誦的陳毅同志的名詩《手莫伸》也有聯系。1979年江西產有廬山牌手表，因市場緊俏，有關部門給他送來幾張優購票，他在聽取我的匯報后說：“我不要，你們也別要﹔寫封感謝信，把這些票原封送回去。”那年到景德鎮開全省民主選舉廠長試點會，會上給每人發了一張優購瓷器的票，也給他和他身邊工作人員各發了一張。他得知后嚴厲地批評說：“這不都成了採購員了？為什麼不可以在別的時候別的地方不用票買？”1979年8月，他到一個煤礦檢查工作。午餐時，他一看擺了白酒便生氣地說：“不是說了嗎？不上酒，四菜一湯，還要付款，怎麼又上了酒呢？”把有關領導批評一頓，撤了酒才進餐。
傅雨田同志對子女、親友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從不為他們謀取特殊照顧和待遇。他一個在外地工作的女兒來南昌探親，想到景德鎮看看，順便買點瓷器餐具，有人為她寫了封介紹信，他知道后進行了嚴厲批評，並氣憤地把介紹信撕碎，扔到地上還用腳搓。他到基層調研或檢查工作總是輕車簡從，一般不多帶隨行人員，更極少帶記者。他平時的衣食住行也十分儉朴，安步當車，粗茶淡飯。江西美術出版社開展《小獼猴》夏令營活動時，社長來請他去講話，因當時他衣著儉朴正在宿舍門口打掃馬路，來人竟把他當成了環衛工人。
為響應黨的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推進領導干部新老交替的號召，傅雨田同志多次向黨中央寫信，主動要求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
非常關心和愛護同志
傅雨田同志富於革命情義，非常關心、愛護同志。而且這種關愛是普遍的、一貫的、多方面的，真可謂關懷備至。
傅雨田同志經常手把手地教年輕同志如何做好工作，真心實意地幫助同志解決困難。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落實了政策、恢復了工作，立即千方百計了解“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尤其因他而受株連的同志的下落。對在“文化大革命”中整過他而深表愧疚的人，他也盡力幫助他們解除思想包袱。他非常注意鼓勵和指點同志包括身邊工作人員結合工作、學習和調研等進行寫作。
對我個人來說，無論是在他身邊工作還是離開他的身邊，無論身處順境還是身處逆境，在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培養，在學習、工作、生活、家庭等諸多方面，都受到他的教育、培養、指導和熏陶，這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被“監護”不久，我也被關進了“牛棚”。在被“批斗”或“逼供”時，他的事實求是、從容鎮定和一身正氣，始終啟發和支撐著我：我決不投歪風邪氣之所需所好，而胡編亂造﹔哪怕是死，也不能出賣靈魂！我從“牛棚”“解放”下放后，經歷了種種艱難困苦，我都從他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重新走上領導工作崗位，很快就打聽到我的下落，先后寫信、打電話，並通過組織重新調我任他的秘書，終於解除了我背負多年的所謂“黑鍋”。1979年3月，當得知我受他連累被“抄家”后，他便從他補發工資中補償我300元（按物價折算至少相當於現在的3000元）。對此，我非常感謝地說：“您們現在經濟這麼困難，我再怎麼也不能要你們的錢哪！”傅老及其夫人邵方同志則說：“這是補發的錢——是人民的錢、黨的錢！也不多，也算解決點你的困難吧！”他們見我執意不要，索性到銀行用我愛人的名字存了一個折子，這樣我就不便再退了。當時我在自己的日記和《詩記》裡寫了這樣幾句《感慨》：“武鳴文喑株連多，可奈何？莫奈何！高山流水有知音，義重重，情深深!”1993年6月，我把即將出版的詩集《春花秋月》清樣呈送傅老指教，他很高興，沒幾天就看完了，還親筆署名題詞：“情濃意新。”為了紀念這一珍貴的鼓勵，我特意把他的題詞印在了該詩集的扉頁上。
勤於學習、善於思考與研究
傅雨田同志始終注重學習、思考、研究，深悟它的目的、意義和要求。他從不虛度光陰，從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善於利用各種學習方法，學習各種有益的知識和技能。當然，他更注重的是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著作。他向一切值得學習的人學習，在學習中注重思考，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讀書與寫作相結合、學習與調查研究相結合。
1980年，傅雨田同志倡議並經江西省委同意，由他領導創辦了“江西省經濟學走讀大學”，學制兩年，主要學習《資本論》第一、第二、第三卷。這所走讀大學為江西培育了一大批經濟理論和經濟管理人才。他還親自領導創辦了供領導決策參考的內部刊物《經濟動態》和指導江西經濟工作的理論刊物《贛江經濟》。
傅雨田同志十分關心支持江西省經濟研究所的組建和研究工作，並親自擔任江西省經濟學會會長。他多次主持學術研討，主持了多年的雙月（開始為雙周）經濟理論討論會，結合全省乃至全國實際，研討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制度同商品經濟的關系》《自力更生與引進外資》《實行多種所有制與發展商品經濟》《發展外經與振興江西經濟》《提高企業素質、增強企業活力》等幾十個重大課題，組織撰寫並發表論文100多篇，先后出版了《江西省經濟學會首屆年會論文選》《江西毗鄰地區流通理論論文選》《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淺論經濟效益幾個問題》《增強企業活力》《生產力規律研究》《江西奔小康韜略集錦》等7部著作。他還以“要研究好江西的基本省情，制定好江西的經濟發展戰略”的思路，指導編纂出版了173萬字的《江西省情匯要》。
多年來，傅雨田同志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學習、研究與探討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1989年，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總結多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理論思考，撰寫成《學習札記》，由江西省委內部刊物發表並轉發全省各級領導班子主要成員。他在重病住院的7年多時間裡，忍受著腦溢血、股骨頭壞死、右半身癱瘓和嚴重褥瘡等病痛的折磨，堅持學習、思考與研究，種種情形，感人至深。
繼往開來，與時俱進
傅雨田同志始終遵循著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的精神，一貫實事求是，敢講真話，勇於創新。他在學習和工作中，一是一，二是二，原原本本，實實在在，作報告、寫文章，用自己學習並消化了的語言，不講假話、大話、空話，也極少講套話。
1943年任中央黨校二部秘書科長、組教科長時，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遵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協助領導用暢所欲言的學習方法，在中央黨校二部未出現所謂“搶救運動”中某些殘酷斗爭的嚴重后果，受到好評。
“大躍進”時期，他對某些違背客觀規律和弄虛作假現象，就說過不同的意見。“文化大革命”中，他對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問題，多次據理爭辯，說明是“組織營救”而不是“叛變”。
“文化大革命”后，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問題的大討論，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打破禁區，切實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江西全省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觀點正確，方法得當。1985年春，江西日報報道了一些“專業戶”，傅雨田同志希望能進一步宣傳這一新生事物，便親自創作了一首歌詞《歌唱專業戶》，要我去征求姜惠龍總編輯的意見。姜惠龍同志對此非常重視，看了這首歌詞認為很好，隨即請著名作曲家孫效祖配上曲子，刊登在1985年3月3日的《江西日報》上。改革開放不久，新舊體制交替，很多東西來不及配套和規范，秩序有些亂，不少人不習慣，甚至有意見。對此，傅雨田同志解釋說：“這些問題，就像人們剛上火車，亂哄哄的，等大家坐好了，火車開動了，秩序就逐漸安定了。”他的解釋通俗易懂，人們口服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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