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藏
老領導傅雨田同志系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歷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常務副省長、中共江西省顧問委員會籌備組組長等重要領導職務。
從“文化大革命”前我任傅老的秘書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再度任他的秘書),直到2003年1月2日他病逝止,我和他有著長達37年的經常接觸。傅老是我最敬重的老首長和良師,我時常為他那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志和崇高的理想、品德與風范所感動和激勵!
傅老逝世雖已逾10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歷歷在目,他的言傳身教讓我終生受益。在傅老逝世11周年之際,將跟隨傅老30多年耳聞目睹、耳濡目染的事例、感受回憶、整理出來,既可寄托無盡的哀思,更可弘揚傅老崇高的人格風范,啟人思考,給人教益。
無限忠誠於共產主義、黨、祖國和人民
傅雨田同志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牢記共產主義信念、理想、使命和責任,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但百折不撓、奮斗不止。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江青、康生一伙借機陷害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通過搞假証、誣陷等惡劣手段,欺騙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把薄一波等同志經中共中央批准出獄說成是“自首叛變”,制造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當時,這61人中幸存的有41人,已有19人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壯烈捐軀,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在這41名幸存者中,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職務的有22人。傅雨田同志即是遭此誣陷者之一。
對傅雨田同志的革命經歷,我在整理其簡歷和翻閱有關史料時早有了解﹔后來通過學習中央平反該案的文件和閱讀薄一波等同志的文章及有關資料,對該誣陷案的真相就更清楚了:1931年9月,傅雨田同志在北平任互濟會交通員和共青團北平市委兒童局干事,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和黨的秘密工作。1933年6月,因叛徒告密,傅雨田同志被國民黨當局拘捕入獄。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殘酷審訊中,任憑敵人威逼利誘、嚴刑拷打,他始終嚴守機密,堅貞不屈。敵人便給他帶上加重的雙鐐,致使他的腿骨變形。1933年9月,他被敵人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在中共獄中黨支部的領導下,他與難友們一起同敵人進行了長達3年多的針鋒相對的斗爭,表現了崇高的革命氣節。他積極參加反“反省”和絕食斗爭,機智勇敢地傳遞黨的情報,抄寫並傳遞楊獻珍等同志在獄中翻譯的馬列原著﹔積極參加“獄中黨校”,刻苦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會議上的報告以及黨的文件。經過獄中斗爭的嚴格鍛煉和考驗,他於1934年1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36年10月,他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2002年秋,90余歲高齡的薄一波同志(曾在國民黨草嵐子監獄中任中共秘密黨支部書記),在給重病的傅雨田同志的信中,特別稱贊他當年在獄中“年齡雖然很小,但表現很好,很機智勇敢,很堅定忠誠”。
“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同志雖遭誣陷、迫害被“監護”長達10年之久,但他始終相信黨和人民,相信歷史是公正的。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徹底平反,他才得以恢復工作,擔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1979年3月初,我陪傅老回廣西辦理“遷家”和平反后的有關事宜。當時,他要將補發的“文化大革命”10年扣發的2萬余元工資的一半交黨費。因為同時要用這筆錢購置生活必需品(“文化大革命”時他家已被抄光),我不得不勸說他改用6000元交黨費。而這6000元,是當年傅老每月5元黨費按10年計共600元的10倍。按物價折算,至少相當於現在的6萬元。當然,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胸懷、境界和思想感情問題。當時“十年動亂”剛結束,不少人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憤,甚至引發某些對共產黨的意見以及所謂“信仰危機”。傅老的這一做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人們無不為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所感動!
1966年3月,傅雨田同志在廣西武鳴華僑農場任“四清”工作總團團長時,他見丟棄在垃圾堆裡的報紙上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頭像,便將報紙揀起,弄干淨、放好。1979年春、夏,敵特幾次投寄反動宣傳品和“策反信”,他都原封不動地讓我報送給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機關。病重期間,他不時哼唱《國際歌》《國歌》《東方紅》等歌曲,以表達自己的心聲。即使在病危彌留之際,他仍然關心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關心黨風廉政建設,關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傅雨田同志就是這樣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証明著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
人,總應有某種信念或信仰作為精神支柱,否則就立不起、站不住。而“信”,必正,必誠:“正避誤”,“誠則靈”。而檢驗“誠”之關鍵則是“危”與“終”:“危難識英雄”,“終點見高低”。可以說,傅雨田同志的一生,是對“信”與“誠”的最好詮釋。這也使我更加理解,傅老為何不止一次地稱贊並要我認真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把一切獻給黨》這兩本書,並把保爾關於“人的一生應怎樣度過”那段名言當做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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