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黨史文苑》發表文章《任弼時在江西的崢嶸歲月·湘贛篇》。文中記述任弼時被左傾錯誤指導者“認為執行極左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贛工作”，實際上是“打毛排弼”。摘編如下。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時被調離蘇區中央局。6月中旬，他到達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湘贛蘇區擔任省委書記，同年12月，接替蔡會文兼任省軍區政治委員。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省軍區政治委員，他在從1933年6月到達湘贛蘇區至1934年8月奉命撤離、先遣長征的14個月裡，緊緊依靠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全面開展建設鞏固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工作，為積極策應中央蘇區的革命斗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地處井岡山麓的湘贛蘇區和中央蘇區相隔贛江，是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西翼。當年毛澤東、朱德會師井岡山，就在這一帶首創農村革命根據地，創造了一套包括建黨、黨軍、建政的正確經驗，樹立了實事求是、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1931年7月派王首道、張啟龍、甘泗淇等去湘贛蘇區工作時，任弼時曾代表中央局與他們談話，交待政策。湘贛省在以王首道為首的省委領導下，分配土地，建立紅八軍，擴大地方武裝，到1932年11月全省第二次黨代會召開時，根據地擴大到11個縣和1個中心縣委，面積縱940多華裡，橫1070多華裡，人口89萬﹔全省有黨員3萬、團員2萬多，武裝力量13700多人，其中主力紅八軍轄3個師5000多人。
那麼，任弼時為什麼被調到這裡工作呢？后來，他在延安整風時說，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認為執行極左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贛工作的”，原因是“不擁博，不贊成（福建）省委是路線錯誤，以及《什麼是進攻路線》的文章的態度。”這是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江西蘇區4個月后發生的事。
中共臨時中央原來留在上海，由於推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政策，組織屢遭破壞，處境日益險惡，在上海難以立足，於1932年冬不得不分批遷入中央蘇區。1933年1月，博古等主要領導人抵達瑞金。先是將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合並，開始仍稱蘇區中央局，約6月間改稱中共中央局，總負責人是博古。這樣，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任弼時的副書記職務不再提起，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了。3月間要開湘、贛兩省組織工作會議，暫時還保留任弼時的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職務。5月8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項英、博古為委員，規定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行主席的職權﹔在前方另成立紅軍總部，任命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總政委。從此，軍事行動完全由臨時中央直接掌握。
為了加緊推行進攻路線，中央局在2月8日下達的指示中，不顧客觀的可能性，要求猛烈擴大紅軍，在人口約1000萬的蘇區和游擊區內“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與此同時，採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手段，發動了一場波及全蘇區的反“羅明路線”斗爭。
羅明是閩粵贛省委（也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關於開展游擊戰爭等問題，在長汀福音醫院養病的毛澤東和正在養傷的羅明進行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認為，毗連中央蘇區的閩西應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牽制漳州和龍岩的敵軍，配合中央蘇區紅軍的反“圍剿”。省委接受了他的意見，特派羅明為全權代表深入閩西發動游擊戰爭。博古等途經閩西時，得知了這個情況。
1933年1月21日，羅明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意見》，建議迅速“赤化連南、汀東南，使新泉與連城、長汀鞏固連成一片”。他認為，在中心蘇區和邊遠游擊區擴紅應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擴大主力為中心，后者應首先擴大地方武裝，經過游擊戰的鍛煉，再抽調到主力紅軍，但也不宜整團整連地收編成主力。不顧群眾情緒“機械地規定”任務不好，“不估量地方武裝的力量，硬打強敵也是錯誤的”。應當說，羅明的建議是有益的。
當然，羅明的報告對群眾的恐慌情緒看得過分嚴重，而且有一些很不嚴肅的措詞。比如他說：“如果不抓緊我們最弱的一點，集中比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斗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請列寧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的情緒。”這就引起了很多領導者的不滿，他們對羅明的意見書嚴加指責。2月15日，中央局做出決定，指責閩粵贛省委“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赤化汀、連、泉地區是對抗進攻路線、向后方“逃跑退卻”，決定立即撤銷羅明的職務，調回瑞金，輪番批斗。28日起，又派人出席省臨時代表大會，批斗羅明三天三晚。
任弼時對這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惡劣做法是不滿的。他在六屆七中全會的發言中這樣說：“臨時中央來后，反羅明路線實質也就是反中央局，他們先是說福建省委是路線錯誤，我抗議后，改為說羅明是路線錯誤，福建省委是機會主義動搖。”在任弼時的“抗議”下，中央局在《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的行文上確實有所區別，決議寫道：“在省委內一小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
——而左傾錯誤指導者卻認為，對羅明路線的“模棱兩可的態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義，任何對於擁護黨的總路線的不徹底，溫和，半途而廢，實際上將完全地成為機會主義退卻路線的俘虜，而給革命與整個蘇維埃運動以極大損害”。
——中央局在指責閩粵贛省委的決定前4天，對湘贛省委也橫加斥責，說他們最近一時期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滿意”，書記王首道在肅反中“屢次表現不能容忍的自由主義態度”，下令改組省委，撤銷王首道的書記職務，任命從湘贛來中央匯報工作的總工會負責人劉士杰為省委書記。
——3月底，中央局又批判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5月6日，“左”傾錯誤指導者提出：要把反羅明路線的斗爭“開展到全體黨員中去”，江西省黨的每一組織要檢查與中央路線是否“思想和行動的一致”，凡被認為“不能稱職的指導機關，應該實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結果，臨時中央進入蘇區后短短的兩個月中，就接連撤掉了兩名省委書記，在江西、福建、湘贛3塊蘇區內，對推行進攻路線不積極、不支持、不滿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擊。
用任弼時的話說，上述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風，同時也是繼續發展反毛斗爭，打擊擁毛的干部”。而就在此時，任弼時在《斗爭》第三期上發表了《什麼是進攻路線》一文，提出要“糾正過去一些同志對進攻路線的錯誤解釋”。他寫道：“把進攻路線單純看成是軍事上的進攻，以為地方武裝出擊了，就是完滿的執行了進攻路線。地方武裝獨立師團、游擊隊出擊敵人，是不是執行進攻路線呢？是的。但在軍事上，有時在某一方面是要採取防御甚至暫時的退卻，為著在主要方面去消滅敵人的。”“軍事上的進攻，這是不是包括了進攻路線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這樣來了解進攻路線，那也是錯誤的。”
任弼時認為，在國內戰爭中，軍事進攻無疑是重要組成部分，但為了保障戰爭勝利，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實行勞動法，轉變蘇維埃、工會及一切群眾組織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擴紅、肅反等工作，都是組織和發動群眾參加戰爭“最根本”的問題，不把這些工作與軍事進攻聯系起來，這是不能提高群眾政治積極性，“工作不能完滿完成的重要原因”，“這與命令主義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關系”。盡管他的文章並沒有否定“進攻路線”，只是在“單純軍事進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義問題上提出了批評，但這也為“左”傾錯誤指導者所不容。
4月間，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時的組織部長職務，將他派往湘贛省任省委書記。1943年11月21日，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發言說：反羅明路線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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