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孝忠
袖珍銀行擔大任
以贛南、閩西蘇區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中央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最大的蘇區,全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黨、政、軍、群首腦機關所在地。在這裡成立的國家銀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設史上發揮了重大作用。
成立國家銀行。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14周年的紀念日——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民受命籌建國家銀行,籌劃印刷、發行國家貨幣。
1932年2月1日,新生紅色政權下第一個具有中央銀行職能的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它像一座豐碑,屹立於跌宕而光輝的共和國金融史上。
蘇維埃國家銀行被稱作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銀行”。成立之初,全行僅行長(毛澤民)、會計(曹菊如)、記賬員、出納員、兌換兼雜務5人﹔成立時注冊資本僅有20萬元,且在成立后的幾天之內因為戰爭需要被全部劃出﹔辦公地點是隻有兩廳三房約200平方米的兩層民居,而且還住有老百姓,金庫是10平方米的柴房。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袖珍”銀行,自建立始,就承擔起了建立蘇區財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戰爭、鞏固紅色政權的重任。
建立金融體系。蘇維埃國家銀行的創立,打破了自1905年以來主要由以外商銀行為代表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勢力、以錢庄(銀號)為代表的中國舊式金融機構、以銀行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信用機構構成的舊中國金融體系,創立了獨立的蘇維埃金融體系,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金融事業。
隨著戰爭的發展,國家機器從弱小到強大,吸收存款、放貸興業成為國家銀行面臨的重大任務,支援革命戰爭必須充實國庫家底。
為了籌集軍費,維持臨時中央政府的運轉,國家銀行代理臨時中央政府發行了兩期革命戰爭公債共180萬元。
1932年6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出第九號布告,指出:“現在革命大大的發展,革命戰爭在全國各方面繼續獲取偉大的勝利……加強紅軍的力量,同時要准備充分的戰爭經費與紅軍給養,這成為革命戰爭勝利的二個主要條件。”提出“為了充裕革命戰爭的經費,以保障革命戰爭的繼續勝利與發展,特舉行募集短期的‘革命戰爭’公債60萬元”。同時發布《發行“革命戰爭”短期公債條例》。同年10月2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十七號訓令,提出:“為更充分的保障這一次戰爭的完全勝利,充分准備戰爭的經濟,特別是動員一切工農群眾,更迅速完成這一准備,中央政府特再發行第二期革命戰爭短期公債120萬元,專為充裕戰爭的經費”。同時發布《發行第二期公債條例》。
1933年8月,國家銀行再次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
1933年7月2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發行經濟建設公債的決議》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動員一切力量有計劃的進行經濟建設工作,從經濟建設這一方面把廣大群眾組織起來,普遍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與一切生產品的產銷,發展對外貿易,這樣去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使群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是當前的重大戰斗任務。”同時頒布《發行經濟建設公債條例》,明確規定:“中央政府為發展蘇區的經濟建設事業,改良群眾生活,充實戰爭力量,特發行經濟公債,以三分之二作為發展對外貿易,調劑糧食,發展合作社及農業與工業的生產之用,以三分之一作為軍事經費。”
經過地方政府層層宣傳動員、開展認購競賽,蘇區群眾爭相購買,這三次公債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提前超額完成。
為加強金融管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於1933年10月22日頒布了《國庫暫行條例》。國庫制度建立之后,直接由國庫實施國家所有現金收入、保管、支出等事宜的管理,中央蘇區實行統一的金融政策,包括統一債務政策、統一借貸政策、統一貨幣政策、統一貨幣發行,財政金融管理趨於科學化、規范化。
創立貨幣制度。統一貨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后的首要之事。隻有統一了貨幣,建立起獨立的貨幣制度,才能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鞏固工農革命政權。
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之前,蘇區的貨幣比較混亂,流通的有江西工農銀行的銅圓券,閩西工農銀行的銀圓券,還有光洋和國民黨的紙幣,甚至有清朝時期的銅板。人們購買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樣的票子出來,有時連賬也算不清。不僅老百姓頭疼,商家也是不勝其煩。而軍閥和土豪劣紳發行的雜幣也同時在蘇區流通,這無疑給國民黨提供了破壞蘇區金融市場的機會。
由於國民黨長期對中央蘇區進行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蘇區的物資條件極為艱苦。國家銀行在發行貨幣時缺少印制鈔票的紙張、油墨等印刷材料。1932年5月,紅軍攻克福建漳州后,銀行工作人員才輾轉從廈門採購到彩色油墨等印刷材料。為了統一貨幣,國家銀行及臨時中央政府相關部門又制定了一系列金融財政上的法規法令、政策章程,確立了當時紅色政權統一幣制的基本內容,為這一幣制的實行提供了法律保証。
毛澤民認識到國家銀行及執行貨幣政策的國家權力機構必須承擔“驅逐劣幣,回收雜幣,禁用外幣”的重任。這樣,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就必須走出去,發動群眾,建立兌換和回收網點,使已連成一體的中央蘇區內的廣大民眾聽從政府的號令,團結在國家銀行周圍,自覺維護新生的蘇維埃國家金融政策法規。
強大的宣傳、切實可行的兌換措施、暢通的發行渠道,使得蘇維埃紙幣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貨幣統一后,市場物價和金融秩序平穩有序,蘇區百姓對蘇維埃紙幣的信用度提高了,蘇區的金融環境開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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