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批示看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領導方法

二、從毛澤東的批示看鄧小平的領導思想與工作方法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土改運動中，毛澤東就多次採用鄧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議，他曾，可見，鄧小平的報告，就像吃冰糖葫蘆。”[ 何立波、宋鳳英：《共和國成立前的鄧小平與毛澤東》，《黨史博覽》2004年第8期。]可見，鄧小平的報告的確有滋有味，耐人咀嚼。透過毛澤東的批示，又能折射出鄧小平怎樣的領導方法與為政風范呢？

（一）勤於動筆——毛澤東批示的頻度折射出鄧小平匯報的密度

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報送文電作出的批示為30份，但並不等於鄧小平報送給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的文電隻有30份。根據《鄧小平年譜（1904—1974）》公布材料的初步統計，從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鄧小平報送給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的文電共計99份（其中1950年39份，1951年39份，1952年21份），按照鄧小平在西南的工作時間32個月計算，平均每個月至少報送3份[《鄧小平年譜（1904—1974）》第一次公開出版，不可能窮盡所有資料，也不可能亊無巨細公布全部資料，因此，這裡用“至少”應是一種保守估計。]，其中明確由鄧小平起草的文電達75份之多。換句話說，99份中有2/3以上的文電都是由鄧小平親自起草、修改或審訂的。

就鄧小平報告的主題來看，不僅包括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領導西南廣大軍民開展進行的剿匪、反霸、減租、退押、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等大的社會主題，還包括日常工作中關涉行政效率和改進工作作風等一些內容，如1950年8月8日，鄧小平和劉伯承、賀龍致電劉少奇、周恩來，報告關於處理轉發文件問題的意見和做法。中共中央8月17日復電：“關於上面文件，凡與本身工作無關的一律不要轉發下去，中央同意你們的意見，並已將你們來電轉發各中央局、分局、中央各部委，要他們轉告各級黨委一律照此辦理。”[《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35頁。]

就鄧小平報告的時間來說，除了事關重大、復雜或敏感性問題在第一時間向中央匯報外，還嚴格履行每兩個月向中央作一次綜合報告的工作慣例，也就是說，鄧小平把不定期匯報和定期匯報很好地結合了起來。前者如1951年4月27日，鄧小平在一天之內連續起草三封報送中央的電報：一是西南局批轉中共川西區委關於鎮反問題的報告，二是西南局批轉川北區閬中縣鎮反工作的報告，三是西南局批轉中共川北區委關於開展抗美援朝運動情況的簡報。[ 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81—982頁。]關於后者，以1951年為例，5月9日起草給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西南局3月、4月兩個月的綜合報告﹔6月27日致電報告5月、6月兩個月的工作情況﹔9月10日起草關於7月、8月兩個月的工作情況報告﹔11月25日致電報告9月、10月兩個月的工作情況﹔1952年1月4日致電報告1951年11月、12月兩個月的工作情況。[ 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83、995、100、1017、1028頁。]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這是解放戰爭時期為適應戰爭形勢的發展需要，中共中央於1948年1月發出的《關於建立報告制度》中規定的。鄧小平不僅在大別山區的緊張戰斗環境中嚴格執行這一指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建設時期仍然一以貫之，實屬難能可貴。

不論報告涉及主題的寬泛，還是報送文電時間的密集，得出的結論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鄧小平十分勤於動筆，極其重視用“筆杆子”思考工作得失，總結經驗教訓。這不僅踐行了他主政西南時倡導的“拿筆杆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頁。]的思想方法，也充分體現了他高度重視向中央匯報工作，重視讓中央及時了解並掌握自己主政地區的各方面情況，基本初衷自然是希望中央能給予更多的指導或更好的建議，以使自己的工作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和方向前進。西南地區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能取得各方面的發展成就，得到毛澤東的多次肯定和贊賞，主要是當地干部群眾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工作的結果，當然，鄧小平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匯報工作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善於用筆——毛澤東批示的性質反映出鄧小平匯報的質量

為什麼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文電批示基本上都表示肯定甚至贊賞有加？是鄧小平匯報工作“報喜不報憂”？還是西南地區情況簡單、工作易開展？或者說鄧小平遭遇復雜、棘手問題的機會較少？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問題並不在鄧小平匯報的是成績還是問題，喜訊還是困難，關鍵在於不管成績還是問題，鄧小平都有不同尋常的匯報方式和請示辦法。換句話說，鄧小平十分善於撰寫工作報告，這也是毛澤東為什麼說看鄧小平的報告“就像吃冰糖葫蘆”的緣由之一。試舉幾例。

1．關於工作進展的匯報。1950年4月27日，鄧小平就部隊縮編問題和劉伯承、賀龍致電中共中央：“我們已遵照中央意圖確定了將所有干部縮減到八十萬的初步實施方案，並決心貫徹執行。估計是不會出大亂子的。現已決定於四月底開全區的軍事會議（各軍區負責者都到）討論上述問題，詳情后報。”[《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07頁。]關於部隊縮編，應該說關鍵是結果，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就向中央匯報，一般可能會認為意義不大或沒什麼必要。而鄧小平把西南局的階段性工作進展向中央匯報，寥寥幾語，便把已經做的（“確定初步實施方案”）和將要做的（“召開全區軍事會議”），以及西南局領導的主觀思想認識（“決心貫徹執行”）和對客觀情勢的基本判斷（“估計不會出大亂子”）交代得一清二楚，充分顯示了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貫徹執行中央政策和意圖的堅定性、及時性以及西南工作部署的有序性。這樣的匯報無疑是必要的，也是中央需要並希望了解的。於是，毛澤東在第二天（4月28日）即把該電批轉各地參考。一份關於工作階段性進展的報告能得到毛澤東如此重視，實屬鮮見，也充分反映出鄧小平匯報工作的不同尋常。

2．關於工作成績的匯報。1951年1月6日，鄧小平和賀龍等致電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報告1950年剿匪情況。28日，毛澤東復電：“路線正確，方法適當，剿滅匪眾八十五萬，繳槍四十余萬枝，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望即通令所屬，予以嘉獎。”[《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62頁。]西南地區的剿匪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大力表彰，“成績極大，甚為欣慰”，毛澤東的興奮與痛快可謂躍然紙上，但他並非只是看重“八十五萬”的剿匪戰果，還有一個重要前提是“路線正確，方法適當”。由此不難推斷，鄧小平的報告不單是匯報戰績，還總結了取得成績的主要經驗。事實上，鄧小平在報告中隻用了一兩句話來講成績，大部分篇幅都用來匯報開展剿匪斗爭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和採取的措施方法等。如關於措施方法，鄧小平總結了五條：組織了一元化的剿匪斗爭﹔集中兵力進剿﹔組織軍事進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三者之間密切協同﹔開展捕捉匪首運動與鎮壓匪首工作﹔爭取少數民族參加剿匪等。[ 參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62頁。]可見，關於工作成績的匯報，鄧小平不僅注重結果，更注重過程﹔不單匯報成績，更注重分析原因並總結經驗方法。成績是客觀事實和具體現象，經驗則是由具體到抽象的理性分析和概括﹔成績只是歸納過去，經驗則可以指導未來。有了好的經驗和方法，不僅有助於進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還可推廣開來供他人借鑒學習，其作用和實際效果往往是難以估量的。作為統領全局的中央決策核心，毛澤東無疑會認為閱看這樣的報告有味道、耐咀嚼，由此在嘉獎西南局的同時也把此報告批轉給了華東、中南、西北各軍區以及福建、廣東和廣西軍區供他們參考。

3．關於反映問題的匯報。1952年2月22日，鄧小平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及陳雲、薄一波等，反映並請示如何處理“三反”和“五反”運動中出現的新問題。鄧小平的報告全文1000多言，三個段落。報告第一句話直入主題，“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后，無論內部和外部，都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接著講外部問題“工商業停滯現象”並分析“停滯的原因”，第二段提出西南決定採取的五條“緊急措施”，第三段講內部問題即一些工作“無人接替”、一些部門缺少“骨干”以及西南想到的三個辦法。[ 參見《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2頁。]如果單看報告主題“反映並請示如何處理……問題”，一般會認為報告內容大致是列舉一系列問題或困難，目的主要是提請中央給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鄧小平的報告則完全不然。他不僅提出問題和遭遇的困難，還深入分析問題產生的根源，並對症下藥地先行提出應對局勢解決困難的具體辦法和舉措。換句話說，鄧小平不是在向中央反映問題，而是請示西南局採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妥當，措施是否合適。鄧小平“問題——原因——辦法”的嚴密思維和周到考慮，贏得了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的首肯。“三反”和“五反”是全國性運動，鄧小平遇到的問題可能不是個別現象。因此，毛澤東在中央給鄧小平的復電稿上專門加寫了一句話：“請各中央局嚴重地注意解決鄧小平同志電報所提出的那些同樣的問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041頁。]鄧小平善於抓住帶普遍性的問題並主動解決的領導思想和方法由此成為各地學習、效仿的榜樣。根據西南局的建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中央及時調整了“五反”運動的工作部署，並在運動后期進行了第二次工商業調整。

4．關於工作計劃的匯報。1951年11月24日，毛澤東把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點批轉各中央局：“西南局委員會於1951年11月9日通過的工作要點很好，請你們加以研究，作為自己規定1952年工作計劃的參考。”[ 毛澤東批示（195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工作要點”實際就是工作計劃。一般來說，制訂工作計劃須因地制宜，各省區各地市社情、民情不同，所處的環境各異，面對的問題千差萬別，要完成的任務自然也是千差萬別﹔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把鄧小平的工作計劃批轉各地“研究”和“參考”。看來，毛澤東欣賞的不只是鄧小平制定的計劃本身，更多地是其制訂計劃的方法和思路。分析鄧小平的報告[ 參見《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47—451頁。]，不難看出其幾個突出特點：第一，大局觀念。報告第一段話就提出了制訂計劃的兩個立足點，一個是抗美援朝，一個是1953年全國計劃經濟建設，前者指向當前，后者指向未來，兩者都是全國的大局、中央的大盤。制訂地方工作計劃，從中央的大政方針著眼，可見鄧小平看問題的高度和定計劃時的大局觀、全局觀。第二，計劃周密，條分縷析。報告第二段話用一句話“因此，明年須完成下列工作任務”作為過渡，開啟報告的主體內容（共九項）：増產節約、土改及農村工作、城市工作、財政經濟、教育、鎮反、整黨整風、干部調配、政治學習。九項內容，全面周到，不穿靴戴帽，不拖泥帶水，要言不繁，條分縷析，給人求真務實、果敢干練、真抓實干之感。第三，有辦法、有步驟、有時限。盡管只是一個工作要點，且內容簡短，但鄧小平還是在多項工作中提出了完成任務要採取的步驟、方法或預計時間，如關於農村完成土改后的民主建政問題，報告詳述了八條關於建立“鄉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舉措和考慮事項﹔關於政治學習，明確提出“與黨外人士一道組織《毛澤東選集》學習會或研究會”的具體方法﹔關於時限，如“省區以上黨委一律於明年五月將領導重點轉向城市”，鎮反中的淸理中層“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等等。有了方法、步驟和時間，就等於在可能與現實、未知與已知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讓人感到計劃本身的可行、可靠與可信。因此，這樣的工作計劃自然會讓人過目難忘、印象深刻，能贏得毛澤東“很好”的贊賞並成為各地“參考”的范本確實是有其充分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