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批示看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領導方法

（三）勇於開拓——毛澤東批示的要求彰顯鄧小平過硬的領導素質和為政風范

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文電的批示，90%以上都屬“批轉”性質，或為工作參考，或為典型經驗，或為決策依據。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看來，鄧小平領導下的西南局工作，開展得不單是到位不到位、合格不合格的問題，而是在多方面已然成為全國的榜樣，一定程度上發揮著引領和表率作用。為什麼西南局工作能夠達到這種境地，歸根結底，這同鄧小平一貫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密切相聯。換句話說，西南局能取得不菲成就，首先取決於鄧小平卓爾不群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

1．精明強干，善於探索，具有極強的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早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辦事能力就曾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創造和總結的經驗，取得的輝煌戰績和開拓工作的新局面，曾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欣賞、贊頌、表揚和推廣。他這種獨立自主地應對復雜局面、處理棘手問題的能力在主政西南時期，更趨得心應手、游刃有余，如1950年解決西藏問題。當時西藏情況復雜，各種矛盾錯綜復雜，要完成進軍西藏任務，卻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鑒。鄧小平指示部隊成立政策研究室，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等重要原則，親自起草進軍守則。在西南局向中央報告解決西藏問題4條方針的基礎上，親自主持起草了作為和平談判基礎的10項政策。這份歷史性文件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贊賞。后來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17條協議，就是以鄧小平的10條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再比如，劉鄧大軍進入西南后，先是消滅了蔣介石的正規部隊，解放了重慶、成都重鎮，爾后指揮部隊追剿土匪頑敵。在剿匪工作中，鄧小平特別注意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民族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分化原來敵人營壘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謹慎穩妥地消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堅持民族平等和團結，促成了西南地區各民族的團結，順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各項社會改革，加強了各級政權建設，在西南地區創造了穩定的新局面。毛澤東高度稱贊西南地區的剿匪戰績，並把鄧小平的剿匪工作報告批轉各地學習，還專門致信時任民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張瀾閱看。30多年后，鄧小平在同原二野老同志座談時，仍對西南剿匪感到欣慰：“進軍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沒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場的是剿匪戰斗，打得很漂亮。”[ 張繼祿、周銳京主編《鄧小平與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頁。]作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鄧小平堅持不等、不靠、不要的基本理念，時刻立足於獨立自主探索應對復雜局面、解決棘手問題的思路、辦法和途徑。可以說，正是這種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鍛煉、考驗了鄧小平，同時也發展、成就了鄧小平。

2．敢作敢為，勇於開拓，具有敢為人先的氣魄和膽略。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不少文電被毛澤東批轉全黨，並要求各地或研究鄧小平的報告、採納鄧小平的意見，或仿照西南辦法、遵照西南步驟，或汲取西南的經驗教訓等，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在諸多工作方面已然成為“領頭羊”。顯然，這主要取決於鄧小平敢想敢為、勇於開拓與創造的氣魄和膽識。如1951年3月13日，鄧小平向中央和毛澤東匯報提出西南軍政機關“留用人員非常復雜”、“新招收的靑年和知識分子也很復雜”這一問題。鄧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洞察力，不僅較早發現並認識到“軍政機關不純”問題的嚴重性、危險性，同時提出了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法與手段，即從思想觀念上“引起高度的警惕”，從行動上“採取妥善而穩重的步驟分清好壞”[《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970—971頁。]。報告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3月20日，毛澤東復電：“你的意見是正確的，已轉發全黨仿行”，同時批轉“各中央局，各大軍區，並轉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區黨委，省軍區，兵團及軍，並告志願軍黨委，中央軍委各部門首長”，“這個報告是完全正確的，請你們加以研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178—179頁。]一句“完全正確”，一個“全黨仿行”，充分反映出鄧小平報告的分量和質量，彰顯了鄧小平所提問題的典型性與普遍性，體現了鄧小平高明的政治識見和預斷。

再如，1950年12月21日，西南局召開第一次城市工作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總結報告。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雖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的大政方針，但具體的城市工作究竟如何開展，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西南局在全國率先召開城市工作專題會議，不僅開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城市工作會議的先河，且鄧小平的《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也成為老一輩中共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專門講城市工作方針政策的不可多得之作。報告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精神，緊密結合西南地區城市工作實際，系統而又獨創性地闡明了黨對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和管理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措施辦法。這篇報告在一定意義上可稱得上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關於城市工作理論與實踐的奠基之作。鄧小平這種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氣魄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你們的第一次城市工作會議開得有成績，甚好。”盡管當時全國各地普遍處於土改和鎮反工作的高潮，毛澤東還是要求各中央局仿照西南做法，再忙也要騰出時間“召開一次城市工作會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49頁。]同時，毛澤東還致信張瀾：“西南局書記鄧小平同志給我的報告一件，送上請察閱（可要您的秘書念給您聽）。”[《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58頁。]張瀾重疾在身，還希望秘書念給他聽。如此迫切期待別人看到鄧小平的工作成績，可見毛澤東對鄧小平工作的極端看重，同時也是對鄧小平敢作敢為、勇於創造的領導氣魄的由衷贊賞。有如此杰出的開拓型領導干部，毛澤東的自豪之情可想而知。

3．高瞻遠矚，慮事周全，具有抓大事、謀大局的戰略眼光和領導風范。鄧小平的文電，不論是作為工作參考或典型經驗被毛澤東批轉各地，還是直接作為中央作出重大決策的實踐基礎和客觀依據，都從不同側面表明了西南局的工作經驗以及鄧小平的領導思路對全國工作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指導意義和啟示作用。歸根結底，這取決於鄧小平善於抓大事、謀大局、看大勢的大局觀、全局觀，這是他戰略眼光和領導風范的根本體現，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於中央的方針、政策或指示、意見等，能夠在思想上積極擁護的同時，主動及時、堅定有力地貫徹執行，不管實踐中遭遇多大的困難和阻力，都會想方設法克服困難去解決問題和落實政策。如1951年5月9日，鄧小平就西南地區的土改、退押、鎮反和抗美援朝等問題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毛澤東不僅批示“報告很好”，還在報告中批注了九條意見，如第一條，在報告談到西南的淮海戰役（即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勝利處批注：“所有這些都很好，都值得慶賀，一切尚未做到這一步的地方，都應這樣做”﹔第二條，在報告談到進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須堅持復查、減退、懲治不法地主，適當滿足貧雇農要求，改造農會和鄉村政權的領導成分的方針處批注：“所有這些都是正確的，各地都應這樣做”﹔第八條，報告談到通過發動群眾實現擴兵如此容易出人意料之外，引發毛澤東對另外兩件“出人意料”之事的思考，並寫下200多言的批注。[ 參見《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70—373頁。]應該說，土改、退押、鎮反和抗美援朝是全國性運動，但西南局的做法能得到毛澤東的如此肯定與高度贊賞，要求各中央局負責人以及分局、省委、區黨委、大中市委負責人都要“研究”鄧小平的報告，充分說明鄧小平深入貫徹落實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堅定、到位和徹底。

第二，立足全局，看主要矛盾，抓關鍵環節，以點帶面地推動全局工作的展開。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致電中央，報告開展“三反”運動的部署和安排。根據以往反貪污的教訓，報告提出：過去反貪污斗爭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於沒有像鎮壓反革命一樣大張旗鼓地作為一個普遍的運動來發動，借此形成一種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為此西南局研究規定了六項具體辦法來避免重蹈覆轍並推動“三反”運動的開展。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並依靠群眾，是鄧小平進軍西南伊始就提出的克服困難的三大法寶之一。西南局的認識深得中共中央賞識，毛澤東不僅批示“完全正確”，還把報告批轉各地“參考”，並要求“在黨內刊物上予以登載，使科長以上的干部都有機會閱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586頁。]這樣，西南局關於“三反”運動的部署和安排就成為全國各地開展“三反”運動的指導性文件。作為西南局領導人，鄧小平這種抓住關鍵環節，把握主要矛盾，由點到面推動全局工作展開的根本作用得到了有力展現。

第三，想大局、顧大局、為大局，一切從大局出發，一切以大局為重。縱觀鄧小平的一生，無論在中央工作，還是在地方或軍隊工作，始終善於從戰略全局的高度認識和處理問題，—切著眼於戰略全局，一切服從戰略全局。周恩來曾評價說，鄧小平舉重若輕，善於從戰略上考慮問題。1949年9月20日，鄧小平在第二野戰軍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區、營級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一開始就從戰略高度講了接管西南的艱巨任務：“西南人口七千萬，是全國戰略的大后方，建設條件也很好，是將來的大工業區之一”。兩句話，一個空間，一個時間，一個指向現實，一個指向未來，從縱橫兩方面說明了建設西南的極端重要，由此提出實現這個偉大而艱巨任務的三個法寶：搞好內部團結、依靠西南人民、搞好統一戰線。[ 參見《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9頁。]鄧小平舉重若輕，實質就是把具體工作放手讓別人做，以主要精力潛心抓大事、謀全局、把方向。從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鎮反、整黨、統戰到解放西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西南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曾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肯定，充分說明鄧小平領導和治理西南作出的杰出貢獻。1951年9月3日，毛澤東同梁漱溟共進晚餐，談到鄧小平治理下的西南地區，梁漱溟說：“解放不過兩年，四川能出現這樣安定的情勢，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個很亂很復雜的地方，變化這麼快，出乎我意料。四川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劉、鄧治下有方，他們是當地的執政者，軍政大員。特別是鄧小平年輕、能干，所見所聞，印象深刻。”毛澤東大聲贊同說：“梁先生看得蠻准，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汪東林：《梁漱淇與毛澤東》，第17—18頁。]

—位曾在西南局工作過的新華社記者說：小平同志“高超的領導藝術，使人不禁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他純熟地掌握了領導的規律，真可謂‘游刃有余’矣”[ 劉金田主編《鄧小平的歷程：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頁。]。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裡這樣描述，1949年，鄧小平“負責中國西南部以重慶為中心方圓150萬平方公裡的廣大地區……為了執行毛的命令，他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才干。毛為他的工作態度再次受到感動，把鄧召回北京”[〔美〕索爾茲伯裡著，康軍編譯《索爾茲伯裡筆下的鄧小平》，《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5期。]。主政大西南的確是鄧小平展現卓越的領導才能與領導藝術的重要時期，並由此成為鄧小平革命生涯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關鍵階段，也成為他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的重要起點。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