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批示看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領導方法

從1949年12月率部進駐重慶至1952年7月調離，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主政西南是他輝煌人生的不朽篇章，也是他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的重要起點。正是基於鄧小平這一時期所展示的治國安邦的雄才大略和卓越不凡的政治智慧，才有了毛澤東那一句高度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汪東林：《梁漱淇與毛澤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頁。]“一把好手”，“好”在哪裡？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贊賞，毛澤東此語絕非虛言。本文擬通過梳理和歸納毛澤東對鄧小平報送的各類文電的批示，力求展示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哪些方面的成績、經驗、思想和方法得到毛澤東怎樣的首肯和認可，由此探討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所呈現的特點和風格，這對於今天的領導干部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不無啟示。 

一、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文電批示的基本特點

所謂毛澤東的批示，主要指針對鄧小平以西南局或個人名義向毛澤東或黨中央報送的電報、報告、計劃和決定等，毛澤東以中央或個人名義起草或審改的各類批復，包括指示、電報、書信等，不包括其他人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也不包括毛澤東就某件事直接給鄧小平或西南局發出的電報、指示等。根據目前公開的文獻，比照《鄧小平年譜（1904—1974）》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相關內容，初步統計，從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毛澤東對鄧小平所送文電作出的批示共計30份。本文擬以這30份批示作為分析的基礎。

1．關於批示的主題。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文電的批示，從涉及的主題或問題來看，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綜合性工作報告作出的批示，如《關於西南局綜合報告的復電和批語》（1950年11月15日）、《轉發鄧小平關於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綜合報告的批語》（1951年5月16日）等﹔另一類是針對某一問題或事情作出的專題性批示，其中既包括反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軍事斗爭、政權建設、經濟恢復、社會改造、黨的建設、統戰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等宏觀性的重大問題，也涉及一些微觀的具體事情或問題，如《轉發西南局關於組織土改工作團下鄉參加土改的經驗的批語》（1951年10月17日）等。總體上看，毛澤東對鄧小平西南時期的文電批示所涵蓋的工作領域是廣泛而多面的，涉及的問題呈現宏觀微觀兼具的多層次特征。

2．關於批示的性質。所謂批示的性質，主要是針對下級機關報送的文電中所提出的工作計劃、建議、意見、方法或總結的經驗等，上級機關對其作出的明確（肯定或否定）答復或具體指示。遍覽毛澤東對鄧小平文電的批示，基本上都屬肯定性批示，且使用頻率最高的3個詞語是“同意”、“正確”和“很好”。在毛澤東的30份批示中，有8份用了“同意”，9份用了“正確”，8份用了“很好”（或“均好”、“好的”），除去3份重復用詞，共有22份也就是2/3以上篇幅是用這3個詞語的任何—個或兩個來表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鄧小平所送文電的態度。另有一些批示雖未採用這3個詞，但同屬肯定性批示，如1951年5月4日，毛澤東審改鄧小平報送的關於大學對曾參加過反動黨團組織人員處理辦法的指示稿時批示：“中央認為，此問題甚為重要”[《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頁。]﹔1951年4月30日轉發西南局關於鎮反問題給川北區黨委的指示，批示西南局“指示是合於上述原則精神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等等。除此之外的其他批示則直接批轉各地參考，無疑是對所報文電在更高層次上的肯定，也是下文要述及的內容。

3．關於批示的要求。批示是上級領導用於批轉下級工作報告時所使用的一種應用性文體，它不只是對所送文電作出答復或表態，更重要的是進行“轉發”或“批轉”，這是批示的核心功能，也是批示的主要意圖和根本要求。據此，可以將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文電的批示分為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提供工作參考。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文電的批示，除個別批示只是針對西南局單方面的工作予以答復或進行指示、指導外大部分都進行了“轉發”，首要目的是為各地工作提供參考。如1950年11月15日，毛澤東把西南局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報告批轉各中央局“參照辦理，並可轉發給所屬省市區黨委作參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663頁。]。1952年3月20日，針對鄧小平關於“三反”、“五反”、土改、經濟等問題的報告，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參酌辦理，並可在黨刊上登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頁。]。

第二，推廣典型經驗。所謂推廣典型經驗，是指把鄧小平所送文電中總結的領導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經驗等作為標杆和典范，要求各地直接仿照、研究或採納。如1950年5月13日，針對西南局關於整風、春耕情況的報告中所提整風步驟，要求各地“亦照此項步驟部署進行，即先整縣委書記以上，再整廣大干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345頁。]﹔1951年12月24日，針對西南局關於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批示要求華東、中南、西北三大區也“仿照西南的辦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627頁。]，有准備地召開一次大規模的學校教師思想改造會議﹔等等。

第三，尋求決策依據。毛澤東批轉各類文電，一方面為各地提供工作參考和經驗方法，同時也考慮為中央的大政方針尋求來自基層的新鮮經驗和做法，以求為中央決策提供實踐基礎和理論依據。1951年11月25日，鄧小平致電毛澤東和黨中央，報告1951年9月和10月的工作情況。針對新中國成立后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鄧小平在電報中稱，西南地區將把反貪污、反浪費當做1952年的重要任務之─。毛澤東11月30日在批轉該報告時說：“此電第三項所提反貪污、反浪費一事，實是全黨—件大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務請你們加以注意”。[《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018頁。]12月1日，中央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斗爭由此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展開。毛澤東11月30日對鄧小平電報的批示是他推動和領導“三反”運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即把“三反”運動作為一場大的斗爭在全黨范圍內進行的思路是在這一批示中予以明確的。由此可見，鄧小平報送的電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最終作出開展“三反”運動決策的重要實踐基礎和理論依據之一。

統觀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的文電批示可以看出，鄧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肯定和髙度認可，且在多數情況下贊賞有加。為什麼鄧小平報送的文電能得到如此多的肯定，受到如此髙的評價？為什麼西南局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能夠走在全國前面，成為各地學習效仿的典范？歸根結底，這與鄧小平卓爾不群的領導藝術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