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學鋒
杜立特幾經周折來到重慶
按照原定計劃,中國方面應做好迎接杜立特機群降落的所有准備工作。但由於中國政府並不知道美國有轟炸日本的計劃,且由中國軍隊控制的沿海地區機場仍處於日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因而各項工作准備得極為倉促。
4月5日,一架裝有無線電發報機及一些專用於飛機輔降電子設備的運輸機在降落時,因天氣惡劣失事,重要的無線電設備全部摔爛。4月12日,史迪威派去浙江兩機場檢查工作的兩架飛機,也在降落時出事。
當杜立特駕駛的飛機接近衢州機場,拼力使用無線電呼叫地面時,機場方面毫無反應。實際上,即使電台未被摔壞,地面也無法收到飛機的呼叫。因為保密起見,中方被告知要在19日清晨后才能開機使用特定的頻道。
杜立特在回憶錄中曾提到,當他的飛機接近跑道時曾看到一排跑道燈,由於地面人員未接到任何通知,還以為是日機來襲,即緊急將跑道燈關閉,這一陰差陽錯導致沒有一架飛機成功降落到中國機場。
由於杜立特機群未在預定區域起飛,其飛往日本的航程比原計劃增加了幾乎一倍,大多數飛機還未飛抵預定降落機場,就燃油耗盡,被迫採取迫降或跳傘的措施。其中,第3號機的機槍手在跳傘時,不慎跌落懸崖,成為空襲行動中喪生的第一人。第6號機在迫降海面時,投彈手和機槍手不幸溺水身亡,其余3人在途中被日軍發現,成為俘虜。第8號機因漏油,飛向蘇聯遠東地區,降落在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以北40公裡處的一座機場,其機組人員被蘇聯當局扣押,長達13個月。第16號機迫降后,機組全體成員5人被日軍俘虜。其余13架飛機的65名機組人員除1名來不及跳傘犧牲外,全部被中國軍民營救。
4月19日,重慶的《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國民公報》、《大公報》、《新蜀報》等各大報均在頭版頭條刊登了盟軍飛機轟炸日本的消息。時距各大報報道中美文化協會向飛虎隊敬贈《海鷹圖》僅間隔了一天的時間。《大公報》還發表了社論《轟炸日本島》,稱:“同盟國空軍開了轟炸日本島的紀錄,我們聽了這消息,極為興奮。轟炸日本,不僅能給它物質的損害,並給它以精神的打擊。轟炸日本這件事,一能動搖日本的人心,二能影響日本的士氣,三在軍事上使它不敢暢所欲為,須留些空軍看家。”“好!轟炸日本,懲創侵略者,這是同盟國制勝的捷徑。美國空軍展開了轟炸日本的紀錄,我們謹以同盟國輿論的名義表示欽敬之意,並望再接再厲前往轟炸!”
杜立特與他的部分機組人員幾經周折,最后終於抵達了本次行動的目的地——重慶。4月30日,杜立特等人接到通知,蔣介石和宋美齡要見他們幾位在重慶的隊員。杜立特一行人受到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熱情接待,宋美齡還為每位到場的飛行員親自戴上了中國政府授予他們的“三等雲麾勛章”。
1942年5月5日,杜立特等人搭乘一架中國航空公司的DC-3運輸機,離開重慶,開始了他人生中又一次新的征程。
(作者系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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