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遺檔中的“西安事變”前后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沒有畢業的學生（沈醉語），他終生尊稱蔣介石為“校長”，“信仰領袖、效忠領袖和服從領袖”是他畢生的原則，這一點在“西安事變”爆發后和善后處理過程中都有充分表現。

“西安事變”爆發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討張宣言”發表，黃埔軍校全體畢業生的“討張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遺墨”中有完整保留：張學良劫持革命領袖蔣先生，我全體七萬余同學聞之發指眦裂。竊以九一八之變，張逆一夕之間失地三省，全國嘩然，獨我領袖能諒之。回國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獨我領袖優遇之。此兩次之經過，我領袖代受朝野之攻擊，為何如乎……

除了公開討張外，“西安事變”發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險入西安策劃營救蔣介石，“戴公遺墨”中保留著一封他當年的絕筆信。這封寫於地下室的絕筆信，用鋼筆寫在一張有豎紋的紙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領袖蒙難后十二日戴笠於西安張寓地下室這封絕筆信后來廣為流傳，顯示其對蔣戴關系意義重大。章微寒在《戴笠與“軍統局”》一文中回憶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訓話，涕淚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長共生死”。終於在西安見到蔣時，戴笠“跪在蔣的面前，抱住腳痛哭失聲，臭罵自己失職”。魏斐德在《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中則更明確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動的惟一目的是強化他與委員長的關系的話，那麼對他來說最關鍵的時刻便是1936 年的西安事變”。戴笠將1922 年蔣介石在“永豐艦”營救陷於陳炯明之手的孫中山的“壯舉”作為榜樣，並憑借著他對張學良的影響，靠“西安事變”中表現出來的勇氣與犧牲精神，成功地贏得了領袖對他更大的信任與倚重。事變后，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裡提到與其妻宋美齡一起赴西安的是“蔣鼎文、戴笠、端納、子文等四人”，可見，戴笠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經過“西安事變”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間諜王》一書中認為，“西安事變對戴笠來說意味著個人的凱旋。戴笠開始對自己在CC 派的競爭對手、間諜頭子徐恩曾展開了決定性的攻勢。事變以后，戴笠被蔣介石認作最可靠的衛士，而在其他 人眼中，戴笠的組織及其活動對於‘蔣作為黨的政治領導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從該書征引史料來看，魏斐德在撰寫《間諜王》一書時，並未得見“戴公遺墨”，但魏氏的結論卻是基本成立的。